保障，特点是投资巨大，回收期长，有时为了公众利益，不一定能够保证合理的收益。重庆市通过组建八大国有投资公司，集中多个渠道的资金作为资本金，进行了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超前实现了建设目标，使重庆市经济社会发展的硬环境大大改善。”邵宁说，国有经济在重庆市经济发展软硬环境的建设方面，作用是巨大的，也是难以替代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韩俊在题为“城乡统筹、民生建设中国企使命与责任”专题发言中，对重庆市户籍制度改革给予关注。“重庆有一个很好的口号，就是不让农民裸身进城当市民，农民在自愿的条件下逐步退出农村，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政策设计。”他认为，重庆市政府提出给农民“五件新衣服”五个保障，这是一个很大胆的改革设想。韩俊说，要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最关键要解决好五个问题：一是农民工融入城市一定要以增加就业为前提；二是解决好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三是解决农民工的居住问题；四是要解决好覆盖农民工的普惠的城镇社会福利保障体系；五是盘活农村的存量建设用地，解决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问题。
f在主题为“后金融危机时代国企的发展路径与责任”专题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所长任兴洲在发言中说，国企履行社会责任包括很多方面：一是提供好的产品、诚信经营，禁止损害消费者社会福利的行为，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二是善待本企业员工；三是节能降耗，保护环境，走资源节约型的发展道路。在“西部大开发新阶段国企机遇与责任”专题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所长陈小洪认为，重庆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资源开发等很多领域都需要巨大投入，国企可以发挥重要作用，特别是在西部。而对于国企如何发挥作用，陈小洪认为，第一，要有科学发展观，要有创新的做法。第二，要协调发展、全局发展。第三，要针对西部开发的基本规律，制订合适的战略。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发言时认为，重庆在积极发挥国企辐射力、影响力的同时，非常关注国企运作中的机制建设和配套改革。比如重庆的政策性融资，在已经形成的国企融资平台上，财政不做担保，硬化约束，强化管理，把国际上通行的做法用在发展实践中。金融危机冲击下，“加杠杆化”符合中国发展西部的需要。重庆的实践注重把机制建设和深化改革结合在一起。北京大学国家发展学院院长、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周其仁在发言中说，国有企业名字叫全民企业，国有企业是国家所有及全民所有，而农民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