膨胀率高达百分之三十几，没算那次，所以我们现在是八次，所以这个算账是从50年代中国进入工业化开始算起的。
王鲁湘：那么我们过去就是上大学的时候，上政治经济学，经济危机这个词是一个核心词，但是这个危机似乎只是发生在资本主义制度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体中间，社会主义是没有经济危机的，所以我们从来也没有讲中国曾经历史上，就在社会主义的阶段里头有过经济危机。
温铁军：你说得有道理，就是我第一次提出危机论的时候是1988年，当年批判我的人就是你的这个说法。
王鲁湘：用的这个观点。温铁军：说你怎么敢把资本主义特有的经济危机周期这样的规律拿来描述社会主义的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过程，那个时候这个批判是我无法应对的。王鲁湘：这是一种意识形态批判。温铁军：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意识形态化的批判，所以我才特别强调希望这次我们的讨论，包括在座的各位年轻的听众、学生们，希望你们千万。王鲁湘：去意识形态。温铁军：去意识形态，否则我无法回答你们的问题。王鲁湘：按照你的这种对60年的我们中国的经济实践的这一种观察和大量的数据的统计，您是确确实实的总结出了有八次危机。温铁军：是的。王鲁湘：那么这八次危机就是，当然这里头有一个还是回到一个这个理论原点的问题，就是你怎么给危机下定义？温铁军：还是传统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定义，我没有新的定义，只要你去意识形态，你就能够把经验归纳出一个规律性的现象。王鲁湘：您这本书其实这个一笔红颜色底下还有几个白色的字，中国的真实经验，这几个字其实非常的重要，就说这是来自中国的您总结出来的真实经验，但是我大概的了解了一
2
f下，您这本书的这个内容以后我说句老实话，我有一点倒吸一口凉气，为什么呢？就是根据您的这个描述和总结，百年以来甚至一百多年以来，中国的精英人物选择的这条道路在您看来实际上是错了。
温铁军：不是，没有对错，去价值化，去意识形态的一个很重要的内涵就是去价值判断，我们不能用简单的对错好坏来评价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只是说这过程已经发生了，那对于学者来说他的责任是去梳理、归纳、分析、总结，如果说我这里边有点儿什么价值导向，我是觉得大国，特别是像中国这样人口膨胀、资金短缺的国家激进不得，中国人激进了一百年，现在再不改，我们不是一般的去受这种所谓资源和人口之间的关系高度紧张的约束，而是受到了环境、气候，包括进出口，包括所有的一切，就是今天的约束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制度约束或者理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