践：作品的质量往往被忽略，批评蜕变为“赠送桂冠”的仪式；当需要客观把握作品时，批评家喜欢将作品纳入自己预设的模式，甚至以漫长而随意的独白遮蔽了作品中的声音。长期如此，批评的声誉不可能不受到损害。
④任性意味着独断。沉溺于独断的快感中，批评家必然忽略他者的存在，最终产生无限扩张的冲动。这种缺乏约束意识的批评可能会异化为“文学的敌人”。在文学史上，这种例子屡见不鲜，如道德主义批评本来是诸种文学批评样式的一种，但当柏拉图将它定义为排他的尺度时，“理想国”中的创作环境便不可避免地恶化了：“为了我们的灵魂之善，要任用较为严肃和正派的诗人或讲故事的人……他们会模仿好人的措辞，按照我们一开始就已经规定好了的类型来讲故事。”于是，描写世俗生活的诗人被驱逐，文学变成了单一的说教和颂歌。事实上，柏拉图并非没有进行任何反思：在对话中，他曾以辩论对手的身份探讨了自己犯错的可能性，但这不过是其自我授权过程中的小插曲结论当然是证明了道德主义批评的至尊地位。
⑤显然，批评家的自我批评并不可靠：在一个人的视野中，作为整体的他她恰恰处于缺席状态。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人可以从各个角度打量“我”，将“我”的全貌摄入心中，因此，对批评的批评可以克服个体的视野盲区。在柏拉图提出道德主义批评模式之后，其弟子亚里士多德很快就做出了修正：文学描述的人既可能比常人好，也会低于平均水准，因此，文学不一定非得表现嘉言懿行，各种主题均有其价值。虽未提及尊师的名字，但亚里士多德显然对柏拉图进行了具有针对性的批评。与此同时，道德主义批评实际上已经被纳入批评的视野，文学批评则升格为自我观照、自我省察、自我矫正的话语实践。
⑥在中国文学界，对批评的批评虽然也已出现，但还远未形成常规性的批评样式，未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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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为自觉的文体建构。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当下中国文学迫切需要对批评进行批评，由于某些原因，一些批评家习惯于进行居高临下的裁决；受总体范式的影响，另一些批评家也受制于独断论的思维方式，喜欢把批评对象放在自己搭建的概念框架中，进行“强制阐释”。
⑦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单向的“裁决评估”受到了强烈的质疑，文学批评面临着严峻的合法性危机；如果不对批评进行批评，它将难以重获与其使命相称的尊严。尤其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批评家们远未达成共识，观念上的博弈在所难免。于是，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