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期的调查，这一查不要紧，才得知债务人已经破产了，并且很可能是假破产，真逃债。后来才知道，其实建行早就知道债务人破产了，可是并没有将这笔坏帐核销，而是和地方政府、法院勾结，以欺骗的手法转给了信达，信达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又转给了我们。等我们知道后，已经不能逆转，遂将信达和建行告上了法庭。这是个极度痛苦的过程，记得老板当时整天的往北京跑，找政府，找人民银行，找报社，找电视台，折腾了大半年，最后结果是我们败诉，老板是欲哭无泪。最惨的还不止这些，紧跟着司法厅的领导就找到我们老板，对他说：你看看你，以前做的本来不错的吗，非要和人家信达做对，我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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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没有办法，你看看你是不是把你这个所给注销了？我老板一想，明白怎么回事情，即使你不注销的话，也会有人给你吊销的。既然都这样了，没办法，解散吧。之后，老板远遁上海，我们一帮小弟也做鸟兽散了。通过这件事情得出一个结论：和强权作对是没有好下场的。即使不能和强权交上朋友，但是绝对不要和他作对。
之后来到了北京，北京有个奇怪的规定，要在北京做律师，如果你从外地来的话必须有几年的工作经验，我哪有什么经验呀，我连实习都没实习呀。要做的话还得从助理做起。因此当时我兴趣也不大，就那么瞎逛在北京，也不怎么注意律师所的招聘广告。我老舅家的一个表哥在北京同仁医院的后勤是个小头目，他那时在五棵松那边有个小饭店，卖羊肉串呀还有做火锅的羊肉什么的，见我整天的就知道闲逛，就让我去帮他忙。我本来不情愿去的，可是我当时住在他家呀，我那个嫂子见我整天的游手好闲的，也不怎么稀罕我。没办法，寄人篱下吗，于是呼，我表哥从同仁医院弄出羊肉来，我就帮他卖。这样卖了半年，中间也做点别的。我老舅以前是北京跑莫斯科的那趟列车的列车长，跟上面的人很熟，有时候也帮着他背点什么破烂货到边境去，也赚不了几个钱。后来，我老姨家的表哥在北京版权局混，又让我帮他倒腾图书，我也没什么兴趣，跟着跑了俩次就不去了。这期间，遇到了现在的老板，他是个新加坡的律师，当时正混迹于北京，整天也是没头苍蝇似的乱撞。然后他说他要组建一个他自己的团队，问我有没有兴趣。就这样，一拍即合，我们就到一起了。我们就当前的形势做了个简单的分析，当时我们拿四个城市做分析，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得出的结果是：北京上海成本高，大型企业多，且北京的观念还比较落后，这俩个城市更是汇聚了大量的外资所，我们没有办法进入。深圳同样是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