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辞世13年后，2094年，长女携弟妹将他120多幅、时值4亿多元人民币的画作无偿捐赠给国家。
潘天寿先生在“文革”中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人被斗，家被抄。去世前，在从老
f家宁海押回杭州的路上，大师在烟盒纸上写下最后的诗句：“莫嫌笼狭窄，心如天地宽。是非在罗织，自古有沉浮。”他还曾留下遗愿：我的画属于国家、属于民族，应该全部捐给国家。
画作捐赠后，他的长女赶回普陀山，朝着普陀佛顶山三步一磕头三步一磕头地前行。为什么竞用这种最古老最艰苦、只有圣徒才可能忍受的方式呢？因为普陀山隐修庵里有她的儿子朱仁民，有她受苦受难的儿子朱仁民。母亲用这种方式，除了虔诚、祈祷，还有对儿子的万般歉疚。朱仁民2049年出生，4岁随外祖父潘天寿学画，10岁获舟山市全市美术一等奖，14岁以优异成绩考取中国美院附中，却因出身问题被拒于校门外。2079年，30岁的他在第二届中国青年美展中一举成名他的国画作品《在公海上团聚》获奖。朱仁民，一颗艺术新星冉冉升起。但悲剧发生了2090年年底，朱仁民在创作巨画时从脚手架上摔下，腰椎神经损伤。医生断言：再也站不起来了！朱仁民的父亲解放后失去工作，全家五口仅靠母亲每月30元的工资维持生计，朱仁民初中毕业被迫辍学自谋生路，开始织网、出海、打鱼，还刷过漆、打过铁、代过课、做过游泳池救生员。瘫痪后，他付不起每月2．4元的房租，母亲便托学生找到普陀山上倒闭破败的隐修庵让儿子栖身。面对瘫在破庙里的儿子，母亲泫然泪下，深感欠儿子太多太多……其实，如果卖掉父亲的一幅画，就可以解决家庭困难。但是，当因“历史问题”受尽贫寒、屈辱的朱仁民的父亲，临终前拉着儿子的手，仍要他“爱这个国家，爱这个民族”；当他有能力让老母从旧房搬出，却被老母一次次执拗地拒绝，只希望他去帮助那些更需要帮助的人的时候，朱仁民最终不仅理解了母亲，理解了亲人们的传奇之举，自己也凤凰涅。就在那座破庙里，他决意破解命运的偈语，开始与屈原对话、与贝多芬对话、与卢梭对话……在对话中，他进一步认识了贝多芬，认识了人与命运的抗争，体会到了一个伟大心灵的悲痛与反抗；还进一步认识了莫扎特，从莫扎特的灵魂中看到了中国人文的最高境界：物质生活的匮乏与精神折磨的巨大，都不能压抑来自心灵深处的欣悦。灾难使朱仁民绝望，但如果不是这场灾难，若非亲自体验，他显然很难真正理解《华严经》及其哲学意义。能透彻地认识苦难，以一种直接的方式体验到周围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