坏道”、“葺废桥”、“治街肆”、“修马头”，办教育、建书院、印图书、兴诗社，热心于社会公益事业，促进了所在地的经济文化繁荣，提升了自身的社会地位。如今的徽扬文化遗存，既见证了徽商的发展历程，也见证了徽商反哺社会的爱心善举。既然徽商基于独具特色的商务文化得以发展壮大且一度称雄，为什么在清代中后期却日渐式微，最终走向衰落呢？这除了封建社会的时代大背景以及乾隆末年仪征盐船大火、道光年间盐务制度改革、太平天国战乱、鸦片战争后外来资本冲击等一系列的外在原因外，其实，徽商的衰落也有其自身内在文化上的原因。第一，仕儒本位，用心不专。受儒学理念和“重本轻末”思想的影响，许多徽商尽管商业上取得成就，但在骨子里仍然按照“仕、农、工、商”的价值体系对自己进行社会定位，“末位”心结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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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难以释怀。因此，其终极目标并不是以在商界做大做强为己任，而是期望“以贾达儒”、“耕读传家”，或“由贾入仕”、“光宗耀祖”。因而将大量的商业利润，耗费于建宗祠、立牌坊、筑宅邸、修族谱等宗族事业，以获得社会尊重，体现自我价值。如若不能达儒入仕，则靡费奢华，炫富比阔，以此来弥补自贱自轻的心理缺憾。这一凸显农耕文化特征的狭隘价值观，从意识形态上消蚀了徽商的商业进取心，抑制了徽商向更高的层次发展。第二，家族经营，机制缺陷。徽商具有浓重的宗族观念，商业经营多以血亲关系自成单位，按乡族关系结而为帮。这在初始竞争阶段纵然有其合力攘外的群体优势，但家族经营有其天然的缺陷：一是组织体系封闭，有悖于开放、竞争、择优的市场法则，不利于产生优秀的经营人才和先进的管理方式。二是不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大量的商业利润流向家族家乡的基本建设与集团消费；先辈创家业，后代分家业，商业资本化整为零，不能有效整合，集中调度。第三，依官傍势，人格分裂。徽商善于以重资捐输结纳，攀附官府，贿买官员，编织人情网络，甚至通过曲意逢迎，把影响力的触角伸向国家权力中枢，以在政治上获得官品顶戴，经济上攫取垄断利润。这种依附官府、官商合一的畸形身份，使徽商既不能以独立的人格立于官场，也不能以独立的主体立于市场，不利于作为职业商人对于核心竞争力的专注与追求。同时，也使商业经营承载了过多的政治风险，一旦官场生变或政权更迭，保护伞没了，靠山倒了，商业经营便陷于灭顶之灾。第四，因循守旧，不应时势。徽商靠双脚走出皖南深山，继而又在远距离商品贩运中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