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经济的恢复过程将充满着变数和不确定性，我们现在所处的漫长的恢复调整过程可称之为“后金融危机时代”。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复苏调整过程，即是对世界经济秩序、国际货币体系和监管体系进行调整和重构的过程。
（一）全球化进程中世界经济的结构性失衡是金融危机全球蔓延的根本原因，危机后的复苏过程也是新经济秩序重建的过程。经济全球化促进了跨国界的资源重新配置，提高了各国经济的效率，但同时，世界经济结构严重失衡，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过度借贷，过度消费；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则形成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其经济增长对出口需求的依赖度不断提高，而大量出口积累的外汇储备则以极低的利率借给美国，维持其长期借债消费。随着发达经济体高消费、高杠杆积累到一定程度，这种失衡必然会以金融危机的形式加以释放。而新经济平衡点的形成，一是取决于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的“去杠杆化”，即提高储蓄率、降低负债；二是取决于中国等新兴市场经济体内部的结构改善，即靠提升内需去消化过剩产能。
（二）危机暴露了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金融组织体系存在的严重缺陷。在国际金融体系重构的过程中，将越来越多的听到发展中国家的声音。
f以单一国家主权信用货币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加剧了风险集中和危机传导。当一国货币成为全球初级产品定价货币、贸易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后，该国货币当局难以兼顾国内货币政策目标与各国对储备货币的要求，负债消费的经济发展模式长期内难以持续。发达经济体在国际金融组织中处于主导地位，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缺乏足够的话语权，国际金融组织的独立性和权威性有限，无法形成对主要国家经济金融政策的有效监督和制衡。伴随“金砖四国”等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性和市场份额的不断提升，提高新兴经济体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的话语权的呼声也越来越高。近期，央行周小川行长公开发文，提出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构想，建议在特别提款权（SDR）的基础上，发展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以避免主权信用货币做为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可以想见，在国际金融和货币体系调整完善的过程中，新兴经济体将通过自身不懈的努力争得更多的话语权，不断提升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重要性。
（三）危机暴露了现有监管体系在跨行业、跨市场、跨国境的金融创新方面的监管真空，各国在国际金融监管方面的合作亟待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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