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自然科学技术手段的恢复、保护与建设，也需要社会科学的制度支撑，特别是法律制度的支撑。如果说自然科学对湿地的保护主要是事后补救，属于末梢治理，那么法律调控则主要表现为对人的行为的事前引导和制约（虽然也有事后制裁，但更主要的是源头堵塞），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正是在如此背景下，我国于1992年加入《湿地公约》，以此为契机湿地立法得到较快发展。在加入《湿地公约》之前，我国还没有出现明确的“湿地”用语，也没有以湿地整体生态系统为保护对象的立法。湿地保护立法是将湿地组成要素分别规定在《宪法》及相关的资源保护法律之中，而且主要侧重于对湿地经济价值的保护。例如《宪法》将水流、森林、草地等与湿地有关的资源列入了调整范围，规定国家保护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保护珍贵的动物和植物，禁止任何组织和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自然资源；《水法》规定禁止围湖造田和围垦河流；《环境保护法》规定保护珍贵、濒危的野生动植物自然分布区域以及重要的水源涵养区域；《刑法》就破坏水源、水产资源和野生动植物资源的行为规定了刑事责任及处罚方式；《民法通则》就滩涂、水面、草地等自然资源的使用及管理作了相应的规定；《草原法》和《森林法》等也涉及湿地资源的保护。［3］加入《湿地公约》后，首先是“湿地”作为法律术语开始出现，1994年颁布的《自然保护区条例》首次直接将“湿地”一词作为法律用语使用，其第10条规定可以将“具有特殊保护价值的海域、海岸、岛屿、湿地、内陆水域、森林、草原和荒漠”划为自然保护区。其次是湿地立法数量明显增多，同时湿地立法已经开始体现出对湿地整体生态系统的保护。据笔者归纳，截至2009年底，中国已经出台了《黑龙江省湿地保护条例》等8部专门性地方湿地保护立法；制定了1部湿地保护条例，但尚未颁布国家级专门性湿地保护行政法规①；发布了《中国湿地保护行动计划》等数个湿地保护的规划和计划；加入了《湿地公约》等10余个国际公约。上述立法都体现为对湿地整体生态系统的保护。此外，中国还颁布了《自然保护区条例》等20余部对湿地要素予以保护的行政法规，另有10余部法律涉及湿地生态要素的保护，包括《森林法》、《水污染防治法》和《草原法》等。
应当承认，中国已经形成多层次、多形式的湿地保护立法框架，湿地保护有法可依，但是湿地保护的法律效力和可操作性依然较差。具体而言，中国迄今没有国家层面的湿地专门立法，湿地专门立法只有地方法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