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议局议长乐嘉藻、曾列名保国会后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钟荣光等。俞复以“公车上书”为其一生事业的转折点。从那以后，他开始投身于近代教育和出版事业。1898年他偕同吴敬恒等在江苏创办无锡三等公学堂。1902年又创建文明书局，培养了陆费逵、陈旋鄂、沈鲁玉等一批优秀企业、学术人才，并亲自编纂发行乐小学用的《蒙学课本》，系我国教科书事业的始祖之一，这些举动与其在“公车上书”中萌发的维新思想不无联系。贵州举人乐嘉藻参与上书后，旋即“自费去日本考察学务”，归国后，“与友人日夕探讨新学”，成为贵州近代教育、新闻事业的中坚和地方立宪运动的首脑。以上诸人投身于变法维新运动，虽与他们个人经历和所处环境有直接关系，但“公车上书”不失为一有力的推动因素。“公车之人散而归乡里者，亦渐知天下大局之事，各省蒙昧启辟，实起点于斯举”。总之，如果说，甲午战败后，举国思变，人咸维新成为一种气氛，汇成一股潮流的话，“公车上书”无异于为这股潮流打开了闸门。从此，变法维新思潮以不可遏制之势发展起来。作为“公车上书”的组织者康有为因此而声名大振，在整改维新思潮中取得了领袖的地位。康有为，字广厦，号长素，又名祖怡，广东南海人。出生于封建官僚世家，少年曾师从粤中名儒朱次琦，朱“扫去汉宋门户，而归宗于孔子”的治学路数，使康有为深受影响，以为“圣贤为必可期”，“天下为必可为”使他摆脱了汉学的笺注烦琐，。而期于“济人经世”。
f1879年康有为游香港，感到西人治国有法度，不能再以夷狄视之，开始购读西学之书，大讲西学。经几年探索，他的启蒙思想框架基本构成。1888年，康有为布衣上书，要求皇帝求言图治，及时变法。因大臣阻挠，不能上达，以狂生见斥，激愤之余，思考从经籍中觅取变法根据。1890年康会见了今文经学家廖平，廖尊今文，突出孔子微言大义及改制思想，使康有为大受启发，认为找到了合乎国情并能够见谅于士大夫的思想表达方式，于是以西方近代精神发现今文经学的实用价值。这次会晤的直接结果就是《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和的写成。《新学伪经考》刊于1891年，该书通过对经学中今文古文两个流派的“考证”，论断古文经学是西汉刘歆为帮助新莽篡汉而伪造的，只能称为“新学伪经”，只有西汉立于学官的今文经，才是孔子的真经。他的考证是否具有学术价值姑且不论，但他把1000多年被统治阶级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经典斥为伪经，1000多年的礼乐制度，不过是伪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