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国家富强、社会进步”紧密联系在一起，代表了各个阶级、阶层的爱国人士、进步知识分子的共同愿望。“任何意识形态一经产生，就同现有的观念材料相结合而发展起来，并对这些材料作进一步的加工。”同样，变法维新思潮的主体借助了早期维新思想家对洋务派的抨击和已积累的思想材料，但又不像早期维新思想家那样：在提交变法方案时，仅仅是一些具体措施的简单拼凑，既缺乏坚实的历史论证，又没有系统的理论阐述。他们不再停留于对“变法”作一般空泛议论，也不局限于单纯的著书立说和局部改良，而是发起了一场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的变法维新和思想启蒙运动。
f1895年的“公车上书”就是维新派采取的第一次政治行动。“公车上书”是在全国上下反对签订《马关条约》的巨大声浪中爆发的。1895年春，各省举人云集北京参加会试时，传来了签订《马关条约》的消息，举人们大为震惊，纷纷到都察院请愿。康有为抓住这个时机，派其弟子梁启超等邀请18省举人“于松筠庵会议”，宣读由康起草的上皇帝万言书，即《公车上书》。上书中，康有为痛陈割地赔款的严重后果，说明只有“变法”才是“治本”的“立国自强之策”。并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以及富国、养民、教民、设议郎等主张。它的内容几乎包括了早期维新思想家们所提出的一切重要主张，并将它们从分散的孤立的形态构成为一个较为完整的体系。不独如此，公“车上书”本身就具有开创意义，它冲破了清朝严禁知识分子干涉时政的成规。创“清朝二百余年未有之大举也”“中国之有‘群众的政治，运动’实自此始”“公车上书”内容的不胫而走更引起巨大震动和广。泛的社会影响，以致“遍传都下，士气愤涌”。此外，经历这一事件的1000名举子，既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又不乏爱国热忱，作为士，他们是政府官吏的后备军，在地方上“具有人们所公认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特权以及各种权力”。他们未必唯康有为马首是瞻，也不一定赞同他的主张，但传统文化强烈的入世精神和对知识分子社会责任的殷切期望，使他们不可能对祖国的危难漠然视之。经历“公车上书”这一非常举动的洗礼，他们中的不少人成为维新思潮直接、间接的传播者，成为维新变法运动的参与者。且不说日后执变法维新思潮牛耳的康有为及其高足梁启超、麦孟华等，像四川举人杨锐，其政治
f态度虽与康梁有别，但不失为维新运动中的一员骁将，最后为维新运动献出了生命。还有后来成为著名启蒙学者的江苏举人俞复、贵州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