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变法维新思潮的发展
一、康有为和变法维新思潮的高涨（一）甲午战败和变法维新思潮的兴起梁启超言：“唤起吾国四千余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甲午战争中，作为泱泱大国的中国竟为“蕞尔岛夷”的日本所击败，割地赔款，创剧痛深，战时的虚骄自大，被惨败带来的震惊和耻辱所代替。《马关条约》的签订和各种显而易见的灾难更引起人们对国家和个人命运的担忧。甲午战后，列强通过政治借款、金融投资和在华设厂，加深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随着经济附庸地位的加强，中国政局日益为列强所控制。以掠夺矿产和铁路主权为中心而掀起的瓜分“势力范围”的瓜分狂潮更是置中华民族于火薪之上。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民族危机空气严重。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统治者的麻木不仁和加倍的奢侈腐化。而沉沦于社会底层的广大老百姓，尚未医治战争所带来的创伤，铺天盖地的赔款摊派和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又将他们抛入绝境。“民日穷匮，乞丐遍地，群盗满山，即无外衅，精华已竭，将有他变。”亡国无日的恐惧和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激起了人们对社会现实的反思和自身历史使命的自觉。人们痛定思痛，除了抨击统治者的腐朽之外，亦引发了对甲午惨败原因的探讨，对祖国命运的思索。甲午战争中国的惨败，标志着以富国强兵为招牌，沸沸扬扬达30年之久的洋务运动的破产。长期以来，对洋务派学习西方“弃其菁英而取其糟粕，遗其大体而袭其皮毛”的批判，由此找到了事实依据，早期维新思想家的主观逻辑得到了历史证实。另一方面，日本的
f获胜从反面论证了变法维新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明治维新的成功为中国的“变法图强”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样板。同时作为参照物，也反照了封建专制制度的腐朽以及“故步自封的不足以救国”。所有这些，促使关心祖国命运的有识之士，在批判洋务运动之余，产生了对固有文化的怀疑，认为“一切经国家治人民之大经大法”，都应“改弦易辙”。认识到“研究西洋文化实为匡时治国的要图”“变法图存”由。伴随甲午战争后半殖民地化程度的加深和民此成为社会的一种共识。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以及对西方文明认识的深化和对传统文化的反思，这种共识在戊戌前后逐渐汇成一股思想潮流即变法维新思潮。在民族危机以及中国传统文化自身嬗变、西学东渐诸多因素的推动下，在“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心态的驱使下，这股思潮所体现的社会要求，并没有局限于某一阶级或阶层的范围，而是与近代中国的时代主题“救亡图存和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