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就是希望在短时间内建立一个政治上先进、经济上发达、道德上纯洁的理想国，文学的任务就是配合这一理想国的实践。当代文学的著名学者陈晓明这样描述这一段文学：“那是中国激进现代性怀着强大的历史理想创建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尝试……文学由此要充当激进现代性前进道路的引导者，为激进现代性文化的创建提供感性形象和认知的世界观基础。”应当说文学在这个方面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回顾整个文学史，我们可以说没有哪一个阶段的文学能够像5070年代文学那样，在塑造人的精神世界方面，在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方面有过如此直接巨大的作用，当然我们可以说，文学放弃了自己的某些特性，因此付出了代价，恰如洪子诚先生所说，文学在这里面发生了一个“革命文学的自我损害”和“自我驯化”的过程，因此远没有达到它应该达到的高度。我想对于195070阶段的文学至少要有这样的认识，这是回到“历史现场”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我们应当深入195070文学的内部，深入到文本之中，看每一部作品如何想象现实，如何处理个体经验和历史经验，如何煽动乌托邦梦想，以达到对于“正确的”政治主题的表达，用比较时髦的术语说就是，看文本如何“编码”，“如何生产历史和意识形态”，这是更为深入细致的审视。我们不要以为这个时候的文学为政治服务，就是简单地写一些“假大空”的东西，相反，它非常强调“真实性”，强调“深入生活”，革命文学想要达到的最好效果是要让国家的政治意图内化为人民群众内心的追求，看起来是应当真切动人的，所以简单地照抄口号，或者写一些纯粹虚假的东西肯定是不能令人满意的，那么这一阶段的文学是如何做的呢？在我看来，基本的一条就是要将“个体经验”纳入到革命的阐释体系之中，阐释体系在这里是更为关键的，它可能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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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改变经验的性质。我在上课的时候跟大家举到过一个例子，一个人做好事帮助了别人，我们今天可以解释为“有善心”，但在六十年代，可能会被解释为“阶级情谊”，同样的一件事，意义不同了。那么，对于五六十年代的作家，他需要把个人经验纳入到革命的或阶级的阐释体系之中，有时候比较成功，也有的时候会有明显的冲突和偏差，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读《红旗谱》等作品时能感觉到明显的“裂隙”和“矛盾”的原因，在今天看，“成功”之处可能会受诟病，“裂隙”和“矛盾”却备受尊崇，因为它表现了作家们“表现历史真实的努力”。同学们可能会问，这样细致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