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运动、“粮食用于和平”运动以及后来很有些影响的“和平队”运动。
这里，笔者对“和平队”运动多说一二。“和平队”运动，以及后来的“富布赖特”运动，即把专家、学者和其他人员派遣到社会主义国家中去，以“帮助”和学术交流为名，充当传播所谓西方文明的先锋。这项运动
f的首提者并不是肯尼迪，早在1958年艾森豪威尔就曾提出与每年苏联交换2000名大学生的建议，不过被苏联拒绝。中美建交后，美国根据富布赖特计划，派来我国的教授有很多，分布在全国20余所重点院校，花费达数百万美元。按照美方的说法，这些运动“是一项长期投资，威力将远远胜过派几十万军队”，一位美国右翼参议员甚至公开宣布，“这里没有免费的午餐。慈善固然是一个因素，但绝不是首要因素，我们怀有明确的外交政策的目标，就是要让美国立国之本的民主自由原则得到应有的传播。”九十年代以后，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的不断增强，美国进一步加强了这方面的工作，中央情报局甚至为此制定了《十条诫令》，以加速对我国青少年的西化及分化。2001年，小布什视察中央情报局时公开宣布说，“中国是最令美国感到不安的国家，它应该成为中央情报局日常工作中的重点。”这一点，必须引起我们高度重视。
六十年代末，由于深陷印度支那战争、经济大衰退、国际格局的多边化趋势及美苏力量的新对比，处于守势的美国政府不得不再次调整对外政策，尼克松主义因此出笼。具体地说，是军事上在亚洲收缩，以“亚洲人对付亚洲人”，同时在欧洲加强，以对抗苏联；外交上，以“缓和”代替“对抗”，把伙伴关系、实力地位、谈判时代作为对外关系的三原则。对于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尼克松主义更系统地
f发展了“和平演变”的战略，即利用“缓和”的契机，加大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渗透，特别是加强经济上的来往，尤其是使苏联加深对西方经济的联系和依赖。对中国，他采取主动行动，打破了中美关系二十几年的僵局。这里不排除美国战略态势减弱和觊觎中国市场的原因，但建立关系后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战略计划，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卡特时代，中美两国正式建交，“和平演变”战略又被建交后的卡特加入了新的内容，即后来的美国政府常常打出的“人权”牌。“人权外交”是卡特政府“和平演变”战略的最大特色。事实上，卡特时期，美国的对外政策仍是以“缓和”为主，不过他认为尼克松、基辛格等人的外交政策缺乏道德感，他说，二战后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没有把杰斐逊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