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句话说，凯南强调的具体方式是除武力外的所有方式，武力仅是作为一种前提
f而存在。而杜鲁门主义显然过分夸大了武力的作用，它实际上是一套以争取“中间地带”为主的对苏联的全面“遏制战略”。“冷战”的序幕因此而拉开，而朝鲜战场的失利，宣布了杜鲁门主义的破产，杜鲁门本人也黯然离开白宫。不过其“技术援助和开发落后地区”的“第四点政策”却为其后继者艾森豪威尔主义提供了政策思考。
艾森豪威尔是在“体面地结束朝鲜战争”和对共产主义采取更“有效的”政策的承诺下上台的。美国对外政策的调整已迫在眉睫，其国务卿杜勒斯适时地发表了《对远东的政策》、《法律在和平事业中的作用》等文。他明确提出“中国共产主义是一个致命的危险”，美国及其盟国的责任是“尽一切可能使这种现象消失”，并用“和平的方法使全中国得到自由”。为此，他在成立了新闻署，直接支持、领导“美国之音”，同时加强“自由欧洲电台”对苏联、东欧的宣传，插手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事件。杜勒斯的理论，成为了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外政策的理论依据，同时也宣告了美国“和平演变”政策的正式出笼。根据杜勒斯的理论，艾森豪威尔变杜鲁门的“遏制战略”为“解放战略”、“和平取胜”，其核心是在武力上采取“大规模报复战略”和“战争边缘政策”，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核讹诈和战争威胁，同时采取“政治宣传”、“心理进攻”、“文化渗透”等战争外的一切手段，宣传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和生活方式等，促使社会主义国家
f内部“和平演变”，使这些国家从共产主义下的统治下获得“自由”。
事实上，艾森豪威尔时期美国的“和平演变”政策，不仅体现了杜勒斯的理论，也充分体现了凯南的早期理论。因此，一般说来，提到“和平演变”的理论之父，总把凯南和杜勒斯两人共称。
1961年，肯尼迪成为美国第三十五任总统。他进一步修正和发展了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的政策，提出了喧赫一时的“一手拿剑，一手拿橄榄枝”的“和平战略”。这是通过运用和平和战争的两手论。军事上，它以“灵活反应战略”代替“大规模报复战略”，即准备打有限核战争，也准备打常规战争及特种战争，也就是“两个半战争”。同时，肯尼迪更强调在和平共处、和平竞赛的口号下，通过援助、贸易、新闻、科技与文化交流以及资金与技术的提供下，“把共产主义事业带进美国所希望的多样化的自由世界中来”。对广大的第三世界和社会主义国家，肯尼迪“和平演变”的花样翻新了不少，如“攀亲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