岛实施所谓“国有化”以来，中日围绕钓鱼岛的领土主权争端和东海海域划界争端曾经发展到白热化的地步。显然，这个争端是由日本方面挑起的，而从中国方面看，所谓中日“岛争”也成为中国外交和军事斗争的一个空前突出的热点。虽然钓鱼岛的领土主权争端和东海海域划界争端相对于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总体利益而言，乃至相对于中国六大核心利益的总体利益而言，显然是属于“局部性核心利益”（在一些学术讨论会上，也有学者主张“有争议的领土不宜定位为核心利益”）。但是，事关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某些核心利益的局部性并不意味着它在各种核心利益当中受关注程度和战略优先顺序必然是靠后的，因为它是由于日本方面不断对我挑衅与“激怒”才使这个局部矛盾不断激化，而且上升到中日之间的“战略对峙”，同时钓鱼岛争端问题又与日本的错误历史认识问题存在着密切关系，致使中日“岛争”在一个时期上升为我们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斗争的“最前线”，中日矛盾从非对抗性矛盾上升到局部的对抗性矛盾，在一定时期我与日方展开坚决的、毫不妥协的斗争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
f然而，应该看到中日关系“现在处于一个历史性重构的长进程中，看待中国与周边关系，要放在这个百年重构的长进程中，要有长视野，要有战略耐心”。此处所说的“百年重构的长进程”，恰与前文中萨缪尔亨廷顿所言“长期而言，最后日本可能还是不得不追随中国”的预言相对应。那么，日本在什么条件下会走到“最后日本可能还是不得不追随中国”的境地呢？从日本一贯追随先进、服膺强大的民族秉性来看，“这个条件”就是要让日本人的心理从目前的“一方面嫉妒中国的发展，一方面并没有对中国服气”的状态真正转变到对中国的先进和强大彻底服气的状态（当今日本人对华心理可概括为：对中国GDP超过日本的失落感，对中国依然是发展中国家的优越感，对中国军事力量崛起的恐惧感）。目前中国的GDP虽然超过了日本，但是经济“存量”依然不如日本，人均生产性财富只及日本的几分之一。朱建荣认为：“中国经济规模现在已经是日本的两倍，预计到2020年，中国的GDP规模将接近美国，成为日本的3～4倍，届时日本就会调整好对华心理，目前的这种几近发泄的对华反感（主要体现在日本媒体的诱导和煽动上）会退潮。”丁学良则认为，“这个条件”就是中国再次成为“文明输出国”，而“要使当代中国对日本的冲击上升到黑船来航对日本冲击的更高文明水平，中国本身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