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鸦片战争后中日两国历史对比看中国在近代落后的原因
同样位于十九世纪西方殖民主义血腥扩张下岌岌可危的东亚，同样在僵化的封建专制制度下闭关锁国了几个世纪，同样被腐败不堪的统治阶级无休止的压榨着，同样怀揣着无知与恐惧面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战战兢兢地打开国门，同样在迷茫、困惑、危急中渴求一条出路、一次变革，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如此相似的中国和日本却同途殊归走上了方向完全不同的探索发展道路，而在数十年后的重新相逢，已是被压迫者和压迫者两种完全不同的姿态，是什么让1940年后近代的中国跌跌撞撞而饱含羞辱抬不起头？又是什么让日本在这短短的几十年从一个危机四伏的海岛小国变成一个拥有强大力量鼓吹着“大东亚共荣”向外疯狂扩张的“大日本帝国”？着眼于这对中国和日本而言都是风云变换的几十年间，从两方变革的背景，变革的方式，到变革的内容，再到变革的结果，其间产生影响的因素太多太多，我无法一一列举，也不能以一概全，故且从两国的思想文化背景和民族精神这一个角度试着解释分析，与日本相比中国在近代落后的原因。
一、从中日两国的文化传统分析鸦片战争前国内的背景
中国素以地大物博自居，从公元前两百年的秦始皇起，这种以皇帝为尊的高度集权的封建制度已经确立了2000多年，而军权更在明清的废相、锦衣卫、军机处等制度之下大大加强了，就当时的政治制度而言，虽然都是封建君主制，中国的君主集权明显要强于已经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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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了200多年幕藩制度的日本。这种政治背景再加上历朝历代被统治者进一步歪曲的儒家忠君思想长久且持续的影响了下至农民阶级，上至知识分子和统治阶级，“唯君为大”“天地君亲师”、，从思想上就扼杀了反抗君主的可能，即便有反抗力量，强大的中央政权可以动员全国的力量，镇压来自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正如农民起义的太平天国，逃不开君主专制，就算成功也不过又是一次改朝换代，更何况还有无数拥有“忠君”热忱如曾国藩和他的湘军者足以来协助清政府镇压。所以，对于当时的中国国内而言，很难有长期稳定存在的反抗势力。相反地，日本是幕藩体制，又有无实权却具有神的权威的天皇及其朝廷，虽有集权，却又割据分权，地方藩、特别是外藩拥有相对的地方割据之权，独立性远比中国中央集权之下的地方更大，这就为产生更多的革新思潮和革新势力进行反对幕府的活动提供了方便条件。而对于在这种政治制度之下的人才选拔制度中日双方的差异也带来了知识分子阶层革新意识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