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吸纳的人口只增长了4，土地的城镇化大大快于人口的城镇化。城镇建成区土地利用粗放，产业聚集能力不强。城镇化进程不是市场主导而是行政主导的城镇化，政府通过户籍、就业、教育、医疗及社会保障等管理制度以及土地征用、城镇规划、公共投入等的控制权对城镇人口、规模等进行调控，其结果是城镇规模扩张与产业形成集聚不同步。产业集聚能力不强致使城镇人口密度偏低，城镇服务业难以规模化发展，产业与人口密度偏低，城镇出现一定的空心化。
（四）户籍转型以农民权益侵害为代价，出现农民“被城镇化”
城镇化依靠“农地支持”。有关调查资料显示，2010年全国土地出让总价高达27万亿元，土地出让金已成为许多地方政府财政预算外收入的最主要来源，占地方财政预算外收入60以上，土地城镇化增值收益强化了政府土地城镇化动机。广大失地农民虽然一夜之间“被城市化”，由农民变成市民，实现了祖祖辈辈梦寐以求的“农转非”梦想。然而，在城市化进程中，他们却遭遇“有名无实”、“有本无权”的尴尬，只是户籍“被城市化”的广大农民，无疑又罹遇一次身份贱卖和权益盘剥。
（五）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社会不稳定的主要风险点之一，出现“风险化城镇化”
当前，出生于上世纪80年代，年龄在20岁30岁之间的“新生代”已是数量庞大的农民工主体，数量达1亿人左右。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中首次使用了“新生代农民工”这一概念，新生代农民工主要由两类群体组成，其一为首次进城务工的80后、90后农民工，即一般意义上的新生代农民工；其二为农民工二代，即第一代农民工的子女，该类农民工一般随父母生活在城市。新生代农民工离开农村进入城市，形成了既不同于城市居民，又不同于农村居民的特有生活、行为和就业方式，他们的生活处于多元化价值观的无序混合状态。其结果是，文化冲突导致他们的行为失去了原有规范的束缚，评价善恶的标准也失去了统一尺度，并在内心不断受到冲击乃至弱化。新生代农民工强烈希望通过努力改变自身经济困境，城市丰裕的物质和生活方式，又无形中拔高了他们对物质的期望目标。然而，由于城市政策、自身文化素质以及择业不稳定造成的生活窘迫，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挫败感和失落感，导致其极易偏离道德规范和社会行为准则，从而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六）“民工荒”现象频发，出现“不可持续城镇化”
频频出现的“民工荒”现象表明，农村劳动力已经出现结构性短缺并正在向全面性短缺转变。不但如此，被拒于城镇社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