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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有一个先》:地万物而生的“道”,郭象则认为连这样个“道”也不存在,之所以有万物,万物之所以如此,并不是由“道”产生的,而是它们自然地如此。而“我”也是自然而然的,不取决于任何什么,也不依赖于任何什么,因而完全独立。只要顺应自然的状态和变化,无所待,无所使,自然而然,就可以进入自由自如的境界。玄学中崇尚自燃的思想,确立了魏晋南北朝的文学创作以“自然”和“真”为上的审美理想。陶渊明的作品是魏晋玄学渗入文学之中所结出的硕果。后人极力推崇陶渊明,并把他的自然和真视为文学的极致,证明玄学对文学产生的积极影响。新的社会思潮改变着士大夫的人生追求、生活习尚和价值观念。儒家的道德教条和仪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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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规范已失去了原有的约束力,一种符合人类本性的、返归自然的生活,成为新的追求目标。身外的功业荣名既然受到怀疑,便转而肯定自身的人格。身后的一切既然那么渺茫,便抓紧即时的人生满足。这一代新人所追求的那种具有魅力和影响力的人格美,就是魏晋风度,这是“玄”的心灵世界的外现,也是乱世之下痛苦内心的折射。魏晋风度表现在外的特点可以概括为:颖悟、旷达、真率,是个人本性的自然流露。阮籍、嵇康、王羲之、陶渊明等著名的文学家同时也是魏晋风度的代表人物,他们的作品从不同的方面体现了魏晋风度的特点。从深层看,魏晋风度下那种对人生艺术化的自觉追求,那种对个性化的向往,那种自我表现的要求,正是文学成长的良好气候。魏晋风度不仅对魏晋这两代文学产生影响,也对魏晋以后整个中国古代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魏晋玄学作为一种思辨性的哲学是不宜直接转化为文学的,所以严格地说玄言诗不算诗,那只是在诗的躯壳中放人玄理而已。可是,玄言诗毕竟沉淀了至少一种可贵的东西,那就是理趣。有的玄言诗不止是抽象的说理,而是借助山水风景形成象喻,或有借着参悟山水风景印证老庄的道理,这样就有了理趣。在陶渊明的许多诗中,他将玄理带入日常生活,或者说从日常生活中体悟出玄理,这已成为他的艺术特色。到了谢灵运手中,玄言成分缩小为诗的尾巴,山水描写变成诗的主体,使玄言诗转向山水诗而获得亲的生命。魏晋南北朝文学还深受佛教的影响。史籍记载,佛教在汉明帝永平七年64,即传人中国,到了南北朝时,由于统治者的提倡,佛教更为盛行。今存的古寺名刹中有许多是建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为,梁朝有寺2841座,僧尼82700余人。北魏末,寺院约三万余座,僧尼约200万余人。而且南朝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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