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尤其是邻国间建立什么样关系的缜密思考并达成广泛共识，是“上海五国”机制得以建立并最终升格为上海合作组织的思想前提。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发生巨变。对中国而言，由于苏东剧变导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沉重的打击，作为现存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面对来自西方发达国家更大的意识形态压力，而且由于苏联解体，来自该国巨大的安全威胁与战略压力得以消除的同时，非传统安全领域的挑战却日趋严重。对俄罗斯而言，苏联解体带来的民主自由之欣悦迅速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经济的急剧下滑、社会政治的动荡与向西方“一边倒”外交政策的失败。中亚国家更是在民主与集权的争论、经济发展与社会动荡的矛盾中艰难前行。因此，如何在这一地区实现更持久的和平、创造更普遍的繁荣是这些国家面临的共同课题。也就是说，在新的内外形势下，各国国内政治经济的发展需要良好的内外环境，需要邻国间的精诚合作与相互借重。在此形势下，顺应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要求，与邻国建立起建设性的合作关系理应成为各国认真思考的重大问题。为此，苏联解体后，邓小平就提出“不搞意识形态争论”的新思维为中国与俄罗斯及中亚国家关系的重构奠定了基础，同时，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也开始思考新形势下如何超越冷战
f思维，探寻新安全观、新型国家间关系及其地区秩序等问题。经过几年的思考，东南亚金融危机后，中国逐渐确立起了新安全观、秩序观及其大国责任意识。而俄罗斯在“一边倒”外交受挫后也开始重新思考与中国的关系。1992年底，叶利钦访问中国，他在与杨尚昆主席会谈时坦言，此次访问中国的目的是“开辟俄中关系的新纪元”。12月18日发表的中俄联合声明中明确规定：两国相互视为友好国家，将“按照联合国宪章，本着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等原则及其他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发展睦邻友好和互利合作关系”。双方确认，应以和平方法解决两国间的一切争端，并为此建立相应的对话机制。这些指导思想在中国与中亚国家的联合声明中同样得到了确认。各国显然认识到，在新的内外形势下，本着互信、互利、平等、协商的精神，以和平方式解决久已存在的边界争端，发展建设性的睦邻关系，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符合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维持政治稳定及其有效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等方面的利益。其次，“上海五国”机制的建立是各成员国在解决边界问题过程中积累、体认相互信任及善意的集中体现。但互信、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