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政权扼杀在摇篮里。面对当时的国际形势，为了更好地开展对外关系，中国高校开始引进建交国的外籍教师，来华教授语言以及传授专业知识及技能。考虑到当时社会主义“老大哥”苏联的经济、军事、科技实力最强，中国从苏联引进了一大批优秀的文史、哲学、经济、数理化专家，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迅速发展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一时期，我国不仅聘请大量苏联专家到华任教，还学习苏联先进的科研成果、模仿苏联高等教育体制，全面学习“苏联模式”。但是苏联专家的聘期大多数是1至3年不等的短期聘期，虽然苏联专家在培养青年教师和学生上付出了巨大努力，做出了
f巨大贡献，但是很难形成长期的、系统的教学规划。“文革”之后，百业待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邓小平做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指示后，中共中央、国务院于1983年8月24日做出《关于引进外国智力以利四化建设的决定》，把广开渠道、采用各种方式引进外国智力作为加速实现现代化的一项重要战略方针2。从此，引进外国智力成为一项长期工程，聘请外籍专家和教师的人数也逐年增加，达到空前规模。可由于国家财力有限，高校只能聘请少量优秀的外籍专家和教师来华任教，学校利用这有限的资源积极培养了一批教学骨干，努力把外籍专家和教师的专业知识和教学经验学到手，以达到资源利用的最大化。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我国国力的日渐增强，高校的教师队伍不断壮大，教学水平与科研能力也不断提高。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国家适时调整了聘请外教的政策，放宽聘期限制，聘请以新兴、交叉学科为主的外籍专家、学者，实现了从聘请普通语言教师到聘请国际知名专家的大跨越，翻开了从引进外国先进智力到中外联合培养、合作研究的新篇章。二、我国普通高校外教管理制度变迁的特征（一）我国普通高校外教管理制度变迁的主体是国家政府是体制改革的主体，在整个制度变迁过程中，政府应该是最主要的、最大的制度供给者和制度变迁路径选择的决策者3。这也就是说政府被认为是理智的，它可以全面考虑到本国在各方面成文以及不成文的规定，最终提供出符合本国国情的制度。在制度的变迁过程中，政府也是变迁路径的决策者。这是因为国家利用其垄断地位向社会提供制度这一公共产品，政府可以利用国家强制力进行制度变迁并达到规模效益。从我国已走过的几十年的改革历程看，不论是强制性的制度变迁，还是诱致性制度变迁，都必须通过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