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面先将军队撤出潼关以外，再放蒋，而宋氏兄妹则提出先放蒋再撤军。周恩来和杨虎城“都不同意贸然放走蒋介石”，力主让蒋“在走前还须有一政治文件表示”37。张学良感到国内情况瞬息万变，日本从中策动，汪精卫急于回国，亲日派还很活跃，稍一失着，就会出现想象不到的局面。因此，他主张不能拖延。加之决定放蒋的消息传出后，东北军、西北十七路军的一些将领情绪十分激动，联名请愿不同意就这样放蒋。有的人甚至提出：“捉蒋是我们大家提着脑袋干的，不是张、杨两个人的事，他们想捉就捉、想放就放，不行现在蒋介石在我们手心里，不听我们的话，干脆先把他干掉”38这更使张学良意识到，如果再延长放蒋时间，“不把蒋尽快送回南京，中国将出现比今天更大的内乱”39。在这种情况下，张学良当机立断，决定立即放蒋，并不顾他人的竭力劝阻，不顾个人的利害得失，亲自送蒋回京复职，为和平解决事变迈出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终于使事变的和平解决得以实现。对于张学良的这一举动，毛泽东在1937年3月1日跟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的谈话中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西安事变中，国内一部分人极力挑拨内战，内战的危险是很严重的。如果没有12月25日张汉卿送蒋介石先生回京一举则和平解决就不可能。兵连祸结不知要弄到何种地步，必然给日本一个最好的侵略机会，中国也许因此亡国，至少也要受到极大损害。”40张学良的这一举动，确实可以称得上是“前史所无，世界仅有之伟举”41综上所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首倡者非张学良莫属。诚然，“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最终实现，是由各个方面合力作用的结果，中共中央以及当时身居南京政府高位的冯玉祥在这中间都曾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但作为和平解决的首倡者和起关键作用的无疑仍然是张学良。张学良的重大历史功绩不仅在于捉蒋，而且在于放蒋。捉蒋事变由他首义；放蒋和解由他首倡。张学良不仅以善良的愿望、惊险的手段，顺乎历史之潮流，挽救民族之危机，毅然发动了事变，以急剧的“兵谏”强力制止了已经启动的内战机器，使蒋介石对红军的第六次“围剿”终于告吹；而且以抗日救国之赤诚、自我牺牲之精神，首倡和解了事变，并亲自送蒋回京复职，终于以个人之失换来了民族之得，以民族内聚代替了民族内耗，使事变成为中华民族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正如毛泽东所说：“西安事变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形势下的国内的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42也正如周恩来所说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