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课题。
三、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向世界传播中国和平发展的道路和理论
中国道路始于改革开放，中国道路是在中国与西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相互交往过程中逐渐成型的。全球化时代使中国由区域性国家变为全球性国家，中国的发展正在日益改变国际关系的格局。中国选择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的发展道路，其重要性比一百年前中华民族面临的救亡图存、推翻三座大山的使命还要伟大和艰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美之间的竞争是两条不同发展道路的竞争。美国主张的是脱胎于冷战时期的旧发展观，竭力维护以它为中心的，其他国家服务于美国和西方利益的世界格局。而中国则选择了一条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道路。这条发展道路通过“一带一路”构想，日益获得世界大多数人民的认同和支持。在这两条发展道路竞争的背后，是两种历史观、两种文化观的碰撞。俄罗斯远东所副所长卢贾宁指出，中美“文化冰山”正在接近，二者“亲密接触”时的结果仍有很大的悬念，但是美国价值观最终将输掉这场持久战。一是中国的文化非常古老，从容不迫且多层主体；另一个是美国的文化，它青春年少，坚毅强硬，甚至有些放肆无礼。
当前。中美关系日益“全球化”，即双边关系中有越来越多的地区和全球性问题暴露出中美双方的分歧。基辛格最近指出，正在经历动荡的世界格局尚未形成共同的理念，中美之间缺少一个总体上的互动理念。他们都断定自己国家的价值观独一无二，是其他民族理所当然会向往的。调和这两种价值观，是中美关系中最深刻的挑战。他在《世界秩序》一书中进一步指出：“最重要的是，我们寻求推动的价值观的本质是什么？……世界秩序不能由任何一个国家单枪匹马地建立。……我们有可能把不同的文化转化为一个共同的体系吗？”为此，他提出了建立“太平洋共同体”的概念。中国主张有共同利益的世界只能是一个和平的世界，主张国与国之间寻求“利益汇合点”，构建“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这两种思路，都是力图把价值观共识建立在构建利益共同体的基础上。两种不同的价值观能否调和以及调和到何种程度，涉及到价值观和历史观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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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辛格虽然看到了中美之间在价值观上的分歧并积极主张调和这两种价值观，但由于他缺少科学的历史观，并不能找到有效的途径。其实，美国的“例外论”以优越种族、世界霸主、世界贵族的立场对待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必然无视甚至否定发展中国家的价值诉求。从历史观上看，这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