验套用西方话语是很难准确把握的，中国经验只有依凭中国的话语来概括和表述，才能得到真切的表达。所以，用中国话语讲深讲透中国故事，就成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首要前提。
中国文化走出去，难在打破西方话语霸权。在文化领域，西方已经占据主导地位有一、二百年的历史。西方的思维主要是殖民化的思维，传教士在向外输出他们的基督教和价值观时，很懂得进行学术包装，有些理论的确也是对西方发展进程的逻辑总结，显得很学术、很客观，其严密的逻辑论证对人们有很强的吸引力，使人们不由自主地套用西方的话语体系来裁剪本国的历史和现实，至于这些话语是否适合自己国家的实际，则很少有人考虑。这是我们面临的根本的文化困境。所以，只有打破西方的话语垄断，建立自己的学术体系，才有可能让中国文化真正走出去。陈寅恪认为，能否做到学术独立，建立自己的学术优势，这是关系到中华民族精神上的生死的大事情。上世纪初，中国学子群趋日本学习中国历史的现象，被陈先生视为国耻。他立志要用学术研究洗刷这种耻辱。他为了研究佛教经典的原旨，前后在国外18载潜修印度古代语言、中亚古代语言及藏文，开辟了从文化角度解析魏晋隋唐历史的先河，其研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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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赢得了世界学术界的尊重。他洗雪了研究中国史权威只在日本之耻，赢得了世人对中国学术的尊重。拿什么走出去，能否走出去，关键在于学术独立和学术优势，在于占领思想的制高点。
民族的兴衰与文化的衰、特别是学术文化的兴衰紧密相关。近代以来，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与民族危亡相伴随的是中国文化的衰落。文化衰落的集中表现是学术文化的衰落，有关中国的学术传统和优势流失到国外。中国的学术文化在国际上失去正统地位、丧失独立性，是令许多志士仁人痛心疾首的事情。他们针对中国文化和学术的险恶处境一齐发出了“国灭，而史不可灭”、“国亡，而文化不能亡”的呐喊。1937年10月，在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南迁的路途上，金岳霖、冯友兰、贺麟等人议论“中国会不会亡”，大家一致认为，中国不会亡，因为中国的文化和思想不会亡。在抗战期间，大家竭尽全力为民族复兴著书立说。冯友兰写出了“贞元六书”，熊十力出版了《新唯识论》，金岳霖写出了《论道》和《知识论》，钱穆出版了《国史大纲》，他们为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时至今日，中国的人文学科在国际上做到学术独立的地位尚未完全实现，这是全体国人和人文学者必须坦诚面对的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