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表明“人思宋德、天眷赵宗”，又可引导人们如何思考“国事失图”之因，这当然是赵构的政治需要。⒀而这一政治需要是通过改修《神宗实录》、《哲宗实录》来实现的。赵构上台翌日，便下诏为“以母改子”的宣仁圣烈高后辩诬，“宣仁圣烈皇后保佑哲宗，有安社稷大功，奸臣怀私，诬蔑圣德，著在史册，可令国史院差官摭家刊修，播告天下。”⒁李心传在此条记事下附注语中引用吕中《大事记》的一段话集中反映宋廷南渡后对元政事与熙丰新政的态度与看法：盖我朝之治，元为甚，母后之贤，宣仁为最。当熙丰小人相继用事之后，使非继之以元，
f则中原之祸不待靖康而后已；当京师失守之时，使非元之治在人耳目，又何以开炎兴之运哉此宣仁之功也。一面积极为宣仁辩诬，一面又极力贬抑绍述之说，王安石及其新法遂成替罪羊被宋高宗所弃，此乃南宋初年的基本国策。⒂但因当时，政权未稳，加之引起士大夫间就“辩党邪正”、“争法新旧”的议论不一，因而建炎元年欲改修“谤史”的诏令未能及时兑现。及至建炎四年十二月，当南宋小朝廷初具规模，战事稍缓之际，宋高宗再次诏命重修《神宗实录》。绍兴四年五月由左朝奉大夫范冲守宗正少卿兼直史馆，⒃便正式开始了重撰工作。虽然范冲等人在处理《神宗实录》朱墨本所记史实上，采取了较为谨慎的态度，但是编撰的主导思想则以否定王安石变法为基调。绍兴四年八月戊寅朔，宗正少卿兼直史馆范冲人见，立未定，宋高宗说“以吏事召卿，两朝大典皆为奸臣所坏，若此时不更修定，异时何以得本末”，范冲“因论熙宁创制，元复古，绍圣以降张弛不一，本末先后各有所因，不可不深究而详论王安石自任己见，非毁前人，尽变神宗法度，上误神宗皇帝，天下之乱实兆于安石，此皆非神祖之意。”宋高宗曰：“极是，朕最爱元”，“惟是直书安石之罪，则神宗成功盛德，焕然明白。”⒄经过一年零八个月，《神宗实录》通成二百卷。宋廷的这一定谳对于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清人蔡上翔在为王安石辩诬时说：“公之受秽且蔓延于千万世，尤莫甚于此书。”⒅王安石作为北宋亡国元凶的论调，经宋国史至元人修《宋史》所承袭，成为封建时代官方定论，不仅为史家所认同，如“安石真小有才未闻君子之道也，岂非万世之罪人哉”，⒆‘使宋室斫丧，而其身列为千古罪人”。⒇而且被社会普遍接受，如据传初编于南宋后定于明代的话本小说《拗相公》就是以“我宋元气皆为熙宁变法所坏，所以有靖康之祸”2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