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深思。站在企业用人的角度，刘渊分析了年轻就业者的一个致命短板：企业要求员工关注客户，但现在的学生在这方面很欠缺。很多学生自己很能说，但不能也不会听别人说，不怎么关注别人的立场。这样的人就不适合去谈判，因为谈判是需要相互妥协的。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理事长潘江雪在大会的主题报告中，从另外一个角度对以上问题进行了呼应：刚刚出来的一份中国财富调查报告表明，中国亿元资产以上的民营企业家中，有27的人已经办了移民，有47的人正在办移民。这些民营企业家办理移民有三大原因，而排在第一位的是为了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中国把GDP的4投入教育的结果是，74的精英阶层要离开我们，要离开这个国家，去选择一个更好的教育。在报告的结尾，潘江雪播放了汪峰的歌曲《存在》：谁知道我们该去向何处，谁明白生命已变为何物……谁明白尊严已沦为何物……我该如何存在？别人走了，我们不能走。这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生存在这里，我们必须彼此联结。我不走，因为这是我的家；你们不走，因为这是我们共同的家。把彼此的梦想相连，我们就能触动改变，而这就是我们彼此存在的证据。潘江雪的真情演讲和担当精神深深感染了现场的每一个人。能否开发提出问题的课程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所长崔允教授，回应了教育应该为企业输送什么样的人才的问题：18岁之前到底给学生什么？企业对人才的要求只是教育的其中一个方面而已。教育是复杂的，因为牵涉到多方的利益。中国18岁以下的学生大概有25亿，但吃教育饭的人却远远超出25亿。学校有更好的课程，学生才能有更多的幸福。在崔允看来，学生对幸福的追求其实很简单、很具体，比如不要半夜起床，上午8点钟才到学校，等等。
f学生不幸福的主要原因是经验性的教育太多，课程就意味着教材、考试、做不完的作业，学生要学的课程太多，成人喜欢的课程太多，学生自己喜欢的课程太少。人要幸福，必须要生得有意义、活得精彩，不能只有‘生’、没有‘活’的教育。谈及创新能力培养时，崔允提出，可不可以开发一门提出问题的课程，从一定程度上讲，提出问题的能力比解决问题的能力更重要，提出问题的能力是老板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可能是打工仔的能力。大会发言时，中国教师报总编助理、编辑部主任李炳亭明确提出，教育的问题很多，但教育人更需要从自身做起。教育人要善待孩子，不能以爱孩子的名义剥夺孩子。这和体制没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