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老龄门槛。而中国的老龄化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便已经出现，在《生育行为与生育政策》一书中指出，按照60岁标准，我国于1995年进入了人口老龄化社会；按照65岁标准，我国于1997年进入了人口老龄化社会。可见，当五、六十年代的人群尚处于青壮年时期的时候，中国便已经步入了老龄化社会，这个时期老龄化的发生是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和人均寿命延长双重作用的结果。所以说目前有些人喜欢把五、六十年代的高出生人群的老化作为中国老龄化的原因是大错特错了，因为这些人竟然忘了算年龄。
另外，关于五、六十年代大量出生的人口到底是坏事还是好事，目前国内观点不一，一种观点认为这些人群无形地制造了人口压力，而另一种观点是中国近三十年经济的高速发展完全得益于五、六十年代出生人群所形成的人口红利。但是随着五、六十年代大量人群逐步进入60岁门槛，中国未来的老龄化会急剧发展，再加上年轻人口的日益减少，中国未来数十年的人口形势不容乐观。
f5，老龄化的提前到来和迅猛发展早有学者进行警告和预判，但我们国家未能及时采取防范措施。
1980年的《公开信》指出，人口“老化”的现象在本世纪不会出现，因为目前全国人口约有一半在二十一岁以下，六十五岁以上的老年人不到百分之五。老化现象最快也得在四十年以后才会出现。我们完全可以提前采取措施，防止这种现象发生。
按照1980年人口专家的推断，中国最快将在2020年后出现老龄化，然而事实却和无知开了个大玩笑，根据《生育行为与生育政策》一书的研究结果，中国早在1995年便步入了老龄化社会，比当初国家的推断提前了足足25年。
而老龄化的提前出现并非没有过预警，早在1979年12月全国第二次人口科学讨论会大会上，梁中堂先生曾明确指出“一胎化”生育政策将迅速导致人口老化、劳动力资源短缺、家庭四二一结构等社会问题。而梁中堂先生提出的“晚婚加间隔”的二胎政策也被抛之脑后，仅仅实现了翼城等几个试点，而试点的人口结构明显比全国范围要合理的多。然而，最可悲的是当初的试点直至二十五年后的今天依旧是试点。老龄化的提前出现如果给我们国家一个措手不及的话，那么我国对老龄化现象出现后并未采取实际化解和防范措施便是一个重大战略失误了。我们国家在生育政策上并没有及时做出实质性调整，任由少子化的加重，同时在养
f老保障各种机制上也没有采取强力的措施来预后。这些事实和1980年《公开信》所述相违背。我们试想如果当初施行了梁中堂先生提出的两胎制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