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清二楚，在确定每一个国家廉洁程度时都会考虑到各种复杂因素，都会进行各种民间调查，都会采取一些非官方的数据。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透明国际”何以具有国际权威？在关于中国的腐败程度问题上，“透明国际”是不是只听中国政府公布的官方数据？如果是这样，“透明
f国际”还有必要发布中国的廉洁排名吗？如果事实真的如黄亚生教授讲的那样，“透明国际”无法了解到中国腐败的真相，那么“透明国际”就应当在中国的名字旁注明：“中国社会不透明，本中心关于中国的排名不可靠，请勿引用”。如果“透明国际”明知自己的排名缺乏事实依据而不注明，在国际上还有信誉吗？其实，只要举一个反例就可以驳倒黄文的论点。世界上最不透明的国家恐怕是北朝鲜，这一点不知黄教授是否有同意？根据“透明国际”的廉洁指数排名，北朝鲜在全球廉洁排名榜上垫底，被视为最腐败的国家。按照黄文的逻辑，凡是不透明的国家，“透明国际”就无法看到其腐败，就会不明真相地把这个不透明的腐败国家看得比透明的民主国家更廉洁。但是，“透明国际”凭什么把最不透明的北朝鲜看成最腐败的？事实依据在哪里？是靠盲人摸象吗？如果说，黄教授认为不够透明的中国比印度廉洁不可信，那么最不透明的北朝鲜被排到最腐败的位置是否也不可信？黄亚生教授文章中有这样或那样的硬伤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黄文的论证问题的方式带有浓厚的中国改革前的那种“元叙事”风格。从表面上看，黄亚生教授对中国的基本制度持强烈的批评态度，而李世默先生则对中国基本制度赞扬
f有加。但从二人论述问题的方式上看，很容易看出来黄文具有那种绝对主义的“元叙事”方式。即使不看作者的教育背景，仅看行文方式就可以清楚看到黄亚生教授是“元叙事共产主义模式”下培养出来的学生，现在只是把“元叙事”的对象换了一个，本质上并无改变。尽管口头高呼民主，但离真正的民主与自由还相当遥远。相比较而言，李世默先生倒真像是柏克利自由主义熏陶出来的，真正把中国过去宗教般的“元叙事”方式抛弃了，形成了实事求是、独立思考的精神。李世默先生的思想转变跟中国整个社会的转变正相合拍。从这一点上看，李黄二位先生的思想差距并不是信仰不同主义的差距，而是时代的差距。李世默先生赶上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而自我革新，黄亚生教授的主观愿望尽管良好，但却未与时俱进，未能从中国改革前旧的“元叙事”思维方式中走出来。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黄亚生现生一个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