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张学良为“同志”。1936年8月9日，中共领袖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毛泽东联名给张学良写了一封长信，信中谈了17个问题，信的开头便是：“李宜同志”（李毅、李宜是张学良与中共中央联络时所用的化名），信的末尾还说“八个月来的政治关系，证明了你我之间的完全一致。兄所采取的各种步骤与提出的意见，我们都是基本上同意的。”9双方亲密无间地彼此互以“同志”相称，这是两个互为佐证的证据链。它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张学良不仅已被中共接受入党，而且正和中共处在非常热络的政治新婚的蜜月期。与此相关的证据还有一个。那就是后来被中共追认为革命烈士的原张学良部东北军67军军长王以哲，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才被叶剑英证实是周恩来秘密发展的中共“特别党员”。“就目前所见当时往来密电，自1936年10月8日开始，王以哲才与中共诸位领袖互称‘同志’”10而且直到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时，王以哲仍然在电报中与中共领袖。互称“同志”“毛、周、彭同志：蒋先生已扣留西安，蒋鼎文、朱绍良等十余高级将领均扣留，全国抗日民族解放大有机会搏斗。弟王以哲”11可见，以“同志”相称，确实就是当时已被中共接受入党的一种标志，而不是象有的学者所说的“以‘同志’相称，即使在当时也并非就是共产党人之间的一种专称，它充其量只能表明双方之间进一步的信任”12由此可以推断，1936年7月2日张闻天就接受张学良入党问题在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报告“拟”许其入党时，实际上“已”许其入党。正如有的学者所言“因为张的身份太过特殊”，而且与苏联有过“过节”，因而“为稳妥起见”，中共中央不得不向共产国际“通知”一声。反正，怎么样“通知”这是我的事，怎么样“表态”那是你的事。不过，为了在面子上表示对共产国际的客气和尊重，“才对共产国际把话说得比较委婉”13将“已”许其入党说成“拟”许其入党。有的学者抓住张闻天电报中的“拟”字不放，其实说白了这个“拟”字不过是给共产国际一个面子而已！还有的学者纠缠在“将来”两个字上做文章，其实更简单，就是中文“拟许其入党”的俄语将来时而已。如果什么时候能够发现张闻天用中文拍发的电报原文，相信一切都会真相大白，根本用不着我们在这里打口水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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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退一步说，即使共产国际来电明确表示“不准”接受张学良入党，我敢说，中共中央也未必“不肯”接受张学良入党因为以中共当时的处境，张学良能够提出入党要求，既是中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