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台北和仙台的同级伙伴作了比较。在一组数学测试中，美国学生在所有的年级层次上都考得最差。
斯蒂文森没有发现智商上的差别。但是如果成绩上的差异在幼儿园就开始显现，那就表明事情出在家庭中，甚至是在孩子们上学之前。
正是在这一点上，各研究者的不同研究趋于了一致：亚洲的父母在激发孩子的学习动力方面做得更好。“决定的因素是亚洲孩子学习努力。”斯蒂文森说。
接下来，真正要弄清的问题是，亚洲父母是如何将这种学习动力灌输给他们的后代的。斯蒂文森的研究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答案。当被问及他们认为他们的孩子为什么学得好时，大多数亚洲父母说是“用功”。而美国父母则说是“天赋”。
f“依我看，”斯蒂文森说，“对于我们都能通过艰苦努力在生活中取得成功的观念我们已经不再相信。相反，美国人现在认为有的孩子具备成功所必需的素质，而有的孩子则不具备。于是我们开始把班级分为‘快班’和‘慢班’，而中国人和日本人则认为所有的孩子都能在同一课程中成功。”
这种对于勤奋的信念是促成亚洲学生成绩突出的三大要素中的第一个。它来源于亚洲人共同的儒教传统，即公元前5世纪那位中国圣人的哲学思想，他的教义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孔夫子的主要教义之一是，人们通过努力能够完善自我。
儒教也为亚洲人的成功提供了另一个要素。在孔夫子的哲学中，家庭起着最重要的作用这种定向引导人们为家庭的荣誉而学习工作，而不仅仅是为了他们自己。一个人永远无法报答他的父母，而且在亚洲人中间还有一种责任感、乃至负罪感，这是一种如同新教哲学在西方一样的强大力量。
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存在于亚洲父母及其子女的这种关系中。在我住在中国、日本和越南的15年间，我注意到同大多数美国父母相比，亚洲父母同他们的婴儿建立了一种更为亲密的身体联系。比如，当我让幼小的女儿在地板上爬时，我的中国朋友们会大惊失色，冲过去把她抱起来。我们认为这种无时不在的关心已经过时、甚至是不健康的，但是对于亚洲人来说，它却十分有效。
我们能从亚洲人那儿学到点什么吗？“我还没有天真到认为亚洲的每样东西都能被移植过来。”斯蒂文森说。但是，他却提出了3条建议。
“首先，”他说，“我们需要为我们的孩子们确立更高的目标。我们不会指望他们不经过刻苦训练就能成为职业运动员。”
第二，他宣称，美国父母需要更加关心子女的教育。“在孩子表现不好时表示理解是不够的。”斯蒂文森发现，亚洲父母比美国父母花费更多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