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领域的伟人。韦伯学识渊博其学术涉及上古的以色列、中国、印度、罗马以及宗教改革诸领域他非常关注对西方现代社会变化对西方现代社会的特征、起源、命运特别是对资本主义向工业化社会转形时期的社会形态特征进行大量研究。当然做为一名资深的大学教授韦伯很自然地对大学的本质特征和命运也给予极大的关注。当其考察德国许多大学的现状时韦伯发现在德国学术人失去了作为学者的尊严感。如同政治领域一样他们被官僚体制和经济利益所愚弄学术在被引诱、欺骗、蛊惑中走向腐败。韦伯认为德国大学的教授们在自欺欺人他们幻想学术自由依然会存在于那个充满了束缚的领域对官僚体制和政客们墨守成规的做法他们由于追逐名誉屈从专制趋炎附势而浑然不觉。韦伯没有预见他身故后如此多的德国学者对纳粹当局的屈从似乎可被看做当年韦伯做出关于德国学术界对要卑躬屈膝、品行堕落的确实证据。韦伯关于政治和官僚权威下德国大学问题的著述最早是断断续续以短文形式发表在《法兰克福报》这些著述和他的另外四篇即兴的短论后来被汇集刊载在《智慧女神》上。这说明在当时的社会变革中人们共同关注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同样关注大学这一特殊社会形态的命运。韦伯身处在一个社会形态剧烈变革的时代在那样一个矛盾冲突剧烈的特殊社会背景下始终强调“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的基本原则。在今天也是我们难以做到的。这些思想具有时代的普遍性意义。韦伯最早论及大学本质和对大学“学术自由”160的开端之思除早年亲身卷入涉及大学体制、权力变革的事件中进行的即兴论战外还在其他一些著作中论及大学问题。1917年
f他发表了一篇长文《社会科学和经济科学“价值中立”的意义》其中论及价值评价或判断与经验性知识或真实性知识之间的关系。他要让经济学家们意识到他们对具体政治的建议不单出自于经济学研究而是基于他们希望别人能够接受的建立在某种道德和政治基础之上的观念。在这篇文章的前言中他论述了大学里社会科学教师是否应该在教学过程中阐述自己的政治价值观以及在什么条件和形式下他们这样做才是合理的等诸多问题。韦伯在此表达了如下观点大学教师如果要表达其所承认的政治观点和信仰的看法那么他应当承担起道德践行的责任而不应只是把它作为基于“事实”的“假设”而自己却置道德责任于不顾。此外1919年他在慕尼黑大学向学生联合会做了一场关于《以学术为志业》Wisse
schaftalsBeruf的演讲这是他在痛惜科学和学术局限的同时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