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露出余华对死亡的不自觉的迷恋，但是这些悲剧的产生却不再决定于无形的宿命，而是特定时代的悲剧，社会的悲剧。在《活着》里，福贵的一生历尽坎坷，身边的亲人陆陆续续死了有十二个，他虽然活了下来，但宿命竟要让他眼睁睁地看着身边的亲人一个接着一个地死去，这种无可奈何让他看淡了死亡，他唯一能做的，就是默默地承受命运所带给他的一切。余华用这种死亡的循环，极端的荒诞来强调当活着的附加意义被强大的命运击碎的时候，其实活着本身也就成了支撑人活下去的意义，这时候人对苦难的忍受也是一种对宿命的抗争。或许从微观上一味地强调宿命并不能还原悲剧产生的根本原因，局限在个别人物身上的宿命的悲剧本身就有其特殊性，因而在《兄弟》里，余华开始将视野投入到更加广阔的层面上来，时代背景的作用不再是简单地映衬人物，而是人物悲剧结局的根源所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因素统统融合在故事当中，从宏观上作这样一个整体化的叙述安排，势必使得人物悲剧人生的表现更为准确。在《兄弟》之前的几部涉及文革的苦难小说，文革年代都只是人物活动展开的社会背景，余华以各种方式巧妙地绕过了对于文革苦难的正面叙述，但在《兄弟》中，余华的叙述却是“对历史现实发起的一次正面强攻”7。余华在《兄弟》后记中说道：“这是两个时代相遇以后出生的小说，前一个是文革中的故事，文革是一个精神狂热、本能压抑和命运惨烈的时代，是过去时的，相当于欧洲的中世纪；后一个是改革开放的故事，改革开放是一个伦理颠覆、浮躁纵欲和众生万象的时代，是现在时的，更甚于今天的欧洲。在《兄弟》中，特定的时代和社会环境取代了宿命成了魔鬼，”上部中荒诞的文革年代压抑了人性本能，造成了悲剧性的灾难；下部中转型的浮躁社会，使得在欲望面前人格的崩溃和异化。“它将人的存在与世界形成巨大的对立，使温馨情感的演绎和惨烈而残酷的历史语境形成巨大的反差，从而显示出时代的荒谬，个体存在的虚无。8文革的惨烈荒诞和新”时期金钱的大潮对于个体命运的巨大冲击，在这部小说中可见一斑，如果不进行正面叙述的话，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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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南京晓庄学院2013届毕业论文
代给人们带来的巨大苦难和对人性的摧残就无法得到深刻的反映。《兄弟》从一开始就将叙事的目“标对准了历史本身，并从历史的整体性中选择一些带有普遍性的具象符号，然后通过这些具象符号来营构故事冲突，在打开个人精神景观和人性面貌的同时，直逼历史的某些本质。9”二、《兄弟》中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