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也就是乡约”。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邹平：乡村书店，1939年，第219页。依梁漱溟设计，传统乡约中的约长、值约、约史、约众分别对应组织体系中的校长、常务校董、书记、学众。其创新之处在于将乡约概念扩大：一方面，着力打破局部小范围乡约，强化乡村与外部世界交流，即组织一个由多个村庄联合而成的大乡约（乡学），下辖各乡村小范围乡约（村学）；另一方面，由乡村运动者（即乡建院师生）组织乡绅，撮合彼此联络，构建乡村学董会，进而提引问题，促使讨论，贡献办法，则“乡村可以活起来”。在此基础上，每区设中心乡农学校（乡校或乡学），每区之下的若干村庄各设村乡农学校（村校或村学）。乡村运动者从中发挥引导作用，必要时充当乡村领袖之间、乡村领袖和村民之间的催化粘合剂。在此基础上，各村之间彼此相连，形成一个网络化体系结构，各乡校和村校之间产生交集。
组织结构搭建完备，方得真正进入乡民教育阶段。无论是乡农学校还是乡学村学，均分设普通部和高级部，前者面向一般民众，侧重普及文化和乡村建设基本知识；后者要求一定的文化基础，寄托造就乡村事业干部之厚望，“对之亦特别重视”。此外，有些地区加设桑蚕班、儿童班和妇女班等，部分乡学还酌设升学预备部、职业训练部等本乡所需但村学独力所不能办之教育。课程内容分学校式教育和社会式教育；学校式分设精神陶冶、党义、国学、自卫、农业等科，授课方式“多取谈话式以引起学生之兴趣，惟于较深道理间取演讲式”，时济云：《第五区乡农学校概况》，《乡村建设旬刊》1932年第21～30期。亦择古今名人传记、诗词译文、嘉言遗训进行解说；社会式侧重在乡村建设实践中开展朝会、自卫训练、大集合、集市演讲等诸内容，并相机倡导社会改良，亦通过成立乡村改进会、机械合作、蚕桑合作、自卫团体、林业公会等组织团体进行引导。
“乡学”统系的宗旨并不在于文化知识教育方面，而是立足于维系乡村社会的教化。“我们的教育，主要的事情，是要教人做事，不是要教人识字。”杨效春：《乡农学校的学团编制》，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编辑部编：《乡农教育》，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1935年，第104页。是以精神陶炼启发乡村服务、传播乡建理论，以“农业问题”“农村组织”课程宣讲乡建举措，促动乡民自治。如印台乡农学校高级部的“精神陶炼”课，即以乡村建设理论、乡村礼俗、乡村服务应有的精神等为主要内容；“农业问题”课主要讲授合作，农业改良，造林，及各种农家副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