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某种污染的确是可接受的，但是各种各样的污染混合在一起的时候，你是否还敢说污染是可接受的？更或许某个工厂排放某种污染物的浓度是可接受的，但是同类相类似的工厂排放相同污染物混合在一起的时候，那么浓度是否已经超过可接受范围呢？
可接受水平只是精英阶层的又一个更大的骗局（相对于没有风险或风险很小来说），这是一个神圣的光环，一个从专业化的角度编织的一个至善至美，无懈可击的安全光环，从心理上驱散了社会公众的担心与恐惧。（在面临人们能够想象的最糟糕事故时，唯一仅存的保证工业社会之社会结构和政治体制不被摧毁的可能性，就是面对社会公众的担心和恐惧却极力否认所存在的风险）可接受水平毕竟是一个骗局，它不能从根本上改变风险社会。一方面，“可接受水平”欺骗了广大人民群众，使释放污染物质合法化，成为工业进程中，政治家为风险披上安全光环的工具。另一方面，如果去除“可接受水平”会使风险的责任主体变得更多，责任主体所承受的责任反而越小。换言之，立法机构将环境污染标准定制越严格，环境风险和灾难的主体所承受的责任就越小，导致真正的责任主体缺位和虚位。可接受水平的提出并不能掩盖由此而产生的事与愿违的另一种趋势，即环境破坏和环境污染的总程度不断提升。
现代化的进程是伴随着工业社会解传统化的过程展开的，工业劳动力内部以及农村和城市人口的区别被抹平了，大家都同样遭受着风险的威胁。传统的居住方式被新的城市建筑所代替。传统工业社会中的家庭模式逐渐松散，情况经常的是，家庭成员在他们自己的网络中选择各自的关系和生活。人们从家庭、阶级、男女的性别身份中解脱出来，宗教理念也被人们所渐渐抛弃，取而代之的是对科学理性的盲目崇拜。
现代发达国家中（由于作者主要讲的是以德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社会不平等的结构显示出一种惊人的稳定性。贫困阶级被束缚在所谓的贫民窟，他们享受着微薄的福利，对生活丧失了希望。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发展使得原本需要大量劳动力的行业变得只需要很少的人就可以完成，这是个体化产生最直接的原因。人们不得不去寻找新的工作来弥补失业的风险，社会分化过程不断加重，个体的活动也日复一日地重新塑造个体所构成的“社会”网络。个体化即这样的一个过程：社会塑造了成员的独特个性，而个体又在社会中通过其自身的活动形成社会。在社会分化的过程中，风险和矛盾不断由社会产生，但对付他们的职责和能力正在被分化着。作为命运的个性特征就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