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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洱小说论
作者：朱继季来源：《文教资料》2015年第04期
摘要：李洱小说《国道》以一场交通事故为引子，深刻反映了当下的社会现实，但同时在其现实书写的背后又隐藏着作家对于社会现实书写的焦虑。本文在分析《国道》现实书写的焦虑的基础上，论述了文学作品现实书写的可能性。关键词：李洱《国道》现实书写焦虑可能性一李洱的《国道》以一辆林肯牌轿车的交通事故为引子，展现了纷繁复杂的社会万象，正如作者在文中所写“在生活的海洋里，珍禽异兽多得很，数都数不过来”①。肇事者曹拓麻是一位从业多年的公安局长，却还知法犯法，交通肇事后逃逸。被撞的闵渊成了植物人，医院方面为如何证明闵渊是年龄最小的植物人继而提升医院知名度而绞尽脑汁最早报道此事的报社记者孟庆云因为在怀孕期间经常遭到公安局长曹拓麻一方的恐吓电话，精神恍惚难产而死。处理公安局长交通肇事的警察范辛良和张红卫也未能善终，前者在曹拓麻被审讯期间，以“执行绝密任务”为名流放外地，而后者则在执行一次“光荣”的任务（将交警们“献爱心”的几台黑白电视机送到大别山区）时离奇死亡。事件的另外几名证人，下岗职工羊筋和球迷蔡猛都以“谁让我出庭我就死给谁看”的决绝才保住了性命。颇令人玩味的是，向报社打电话的大学讲师丁宁也拒绝了出庭作证。在此，李洱也不忘记他在其他作品中所反复揶揄的知识分子明哲保身的形象。交通肇事的旁观者们在这场看似“天灾”实则人祸中都遭遇了不幸，然而肇事者公安局长尽管最后被法律公正地裁决，但在此过程中，他所享有的特权才是平民百姓难以想象的。在被带到“黑海”这一普通人员易进难出的公安局交通事故处理中心后不久，曹即被公安局保释大摇大摆地乘坐自己的桑塔纳扬长而去，而且公安局方面并没有对他进行常规的酒精检测就草草放人。在被逮捕的前几天，曹以装病的方式轻而易举地住进了“人民”医院（可见“人民”医院不是为人民而是为高干），妄图以“病危”的诡计逃脱法律的制裁。在短小的文本内容下，当下中国现实生活中各种问题你方唱罢我登场。二《国道》的叙事视角不仅从事件当事人而且从事件的旁观者的角度加以补充，即所谓“盎格鲁撒克逊的评论界称作的无所不知的叙事者的叙事，和普荣所说的后视角，托罗多夫用叙事者人物来表示（叙述者比人物知道得多，更确切地说，叙述者说的比任何人物知道的都多）”②。这种无聚焦叙事使得文本能够呈现当下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