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是政府要做的工作，商业机构也应开放他们的数据，有选择地向用户开放，例如之前说到用户利用消息记录去分析自身的消费行为。
数据记录了人的行为，利用数据记录就可以进行行为分析，从而可以优化消费行为，甚至包括饮食结构，例如我上个月的卡路里是不是太高了等等。你需要把这些信息提交给专家分析，这自然就催生了第三方机构。但这个过程还需要法律的完善，也就是说数据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开放，哪些数据不能开放等。
《支点》：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在数据使用和隐私权的保护上达到平衡呢？
涂子沛：这是一个双刃剑。公司收集你的行为数据，因此可以给你推送你需要的产品，你能从中得到好处，但同时你的隐私遭到侵犯，该怎么办？最后的演变一定是商家要把这个权利交给用户，让用户来选择全部关闭还是接受对你的数据进行分析？如果用户有选择权，在他同意后，商家才能对用户数据进行分析。这需要商家对用户的尊重和自觉，但商家要追求利益，尊重和自觉不会从天而降，大家要对他们说“不”。只有推动立法者立法，才能根本解决这个问题。
《支点》：无可否认，大数据时代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您认为中国现阶段需要怎样做才能抓住机遇？
涂子沛：数据正变得越来越丰富。如何统筹整合这些数据，对每一个国家都是考验。面对海量数据，我们需要制定数据标准，需要建立数据治理的部门，有了标准和部门，才能对数据进行有效统筹。遗憾的是，我们的政府还没有很好地做数据统筹工作，数据仍处于相对隔离状态。
其实，在利用大数据方面，中国具有很好的后发优势。举个例子，美国用了几十年的努力，才建立了全民信用制度。今天，因为客户的交易流水数据，阿里巴巴在短短几分钟内就可以决定是否发放一笔贷款。充分利用无处不在的数据，中国的全民信用体系就可能在较短时间内以较小成本建立起来。
问题的关键还是要做好顶层设计，例如需要建立一个数据治理部门，来统筹制定各行各业的数据标准。（支点杂志2014年7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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