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中两位创党元老的深情故土、痴情故地。著书卷，立学说，想来至少不使后来者多费猜度。就像宋时苏轼，诗意地说一句，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竟然变成多少年后惹是生非的源头。苏轼当然不知后来世上会有团风之地，却断断不会不知鸟林之所在。苏轼时期的鸟林，在后苏轼时期，改名换姓成为团风。作为赤壁大战关键所在，如果此鸟林一直成为鸟林，上溯长江几百公里，那个也叫鸟林的去处，就没有机会将自己想象成孔明先生借来东风，助周公瑾大战曹盂德的英雄际会场所了。书上那些文字，在我心里是惶惑的。童年的我，无法认识童年的自己。认识的只有从承载这些文字的土地上，走向他乡的长辈。比如父亲，那位在一个叫刘下垸的小地方，学会操纵最原始的织布机的男人；比如爷爷，那位在一个叫林家大垸的小地方，替一户后来声名显赫的林姓人家织了8年土布和洋布的男人。从他们身上，我看得到一些小命运和小小命运，无论如何，都不能将这位早早为了生计而少能认字的壮年男人，和另一位对生计艰难有着更深体会而累得脊背畸形的老年男人，同那些辉煌于历史的大事伟人，作某种关联。比文字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亲人的故事。首先是母亲。在母亲第九十九次讲述她的故事时，我曾经有机会在她所说的团风街上徘徊很久，也问过不少人，既没有找到，也没有听到，在那条街的某个地方，有过某座祠堂。虽然旧的痕迹消失了，我还是能够感受到生命初期的孤独凄苦。当年那些风雨飘摇的夜晚，母亲搂着她的两个加起来不到三岁的孩子，陪着那些被族人用私刑冤毙的游魂。一盏彻夜不灭的油灯，成了并非英雄母亲的虎胆，夜复一夜地盼到天亮，将害怕潜伏者抢劫的阴森祠堂，苏醒成为翻身农民供应生活物资的供销社。其次是父亲。父亲的故事，父亲本人只说过一次。后来就不再说了。他的那个1948年在汉口街上贴一张革命传单，要躲好几条街的故事，更是从1967年的大字报上读到的。那一年，第一次跟在父亲身后，走在幻梦中出现过的小路上，听那些过分陌生的人冲着父亲表达过分的热情，这才相信那个早已成为了历史的故事。相信父亲为躲避“文革”斗争，只身逃回故乡，那些追逐而来的狂热青年，如何被父亲童年时的伙伴，一声大吼，喝退几百里。
f还有一个故事，它是属于我的。那一年，父亲在芭茅草丛生的田野上，找到一处荒芜土
丘，惊天动地地跪下去，冲着深深的土地大声呼唤自己的母亲。我晓得，这便是在我出生前
很多年就已经离开的奶奶。接下来，我的一跪，让内心有了重新诞生的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