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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cators）中。欧盟在1992年（欧共体）和2001年对其成员国进行了公民科学素养和对科学技术态度调查，并于2001年12月4日正式制订了“科学和社会行动计划”（Sc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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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进一步提高欧盟国家公众的科学意识、科学技术政策制订更接近公众利益和使所有的公共政策的制定都要以科学研究为基础。加拿大以及日本等国家都先后采用了这个调查的指标体系和调查方法，对本国公众素养状况进行了经常或者定期的调查。当然，中国也没有落后。中国科协在20世纪90年代初借鉴国际通用的测试公众科学素养的指标体系和方法，1992、于1994、1996年和2001年进行了四次全国范围（不包括香港、澳门和台湾）的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不过与之前四次不同的是，2003年的调查在总结
f前几次调查的基础上，也对调查问卷进行了重新修改，按照前四次的调查方法和调查指标，对我国公众的科学素养状况、获得科学技术有关信息的渠道和方法、对科学技术发展项目的看法、对科学家的工作、科学家团体的看法、对科学技术发展态度和对新技术的应用的态度进行了第五次调查。2003年中国公众科学素养的调查在中国科协进行了充分的论证、征求各领域专家意见和问卷的修改以及将近一年时间的调查实施，获得了一些初步调查数据，基本了解了那个时候我国成人公众（1869岁）科学素养的基本状况，获得科学技术信息的渠道和方法以及我国公众对科学技术的态度。在2003年对中国公众科学素养的调查中获得的初步调查数据中可以看出，我国公众科学素养的发展不仅结束了长期停滞不前的局面，而且出现了逐步增长的趋势。2003年调查结果显示，那个时候我国公众具备基本科学素养水平的比例达到198，比2001年增长了近06个百分点，1996年的02提高了约18个百分点。比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仍处于落后地位2000年美国公众达到基本科学素养水平的比例为17；1992年欧共体公众科学素养水平已经达到5；1989年加拿大公众科学素养已经达到4；日本在1991年已经达到3。2001年，欧盟15国、美国、日本都进行了对本国公民的科学素养的调查。我们对科学知识调查共同采用的11个测试题目进行比较，瑞典排在第一位，将近73的瑞典国民对这些科学技术观点达到了解的程度。而中国只有接近40的公民达到了解的标准，在18个国家中，我国排在最后。对科学方法中“对比实验”的理解方面，仍然是瑞典居第一位，达到70。而中国只是接近18，在18个国家中，仍然排在最后。对科学方法理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