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的可控风险不以为然，认为凭借经验和能力完全可以应对，就会缺乏重大风险的心理预期，缺乏极具针对性、实用性及可操作性的风险预案，往往会错失风险治理的最佳良机。
治理主体单元化，缺乏多元治理。目前，社会风险治理的主体主要以政府为主导，市场和社会的力量参与较少，权责皆系于政府一身。这种单纯依靠政府的单元化权威和行政推动力的模式，一方面会产生较高的治理成本，另一方面也可能难以了解民情，无法真正维护群众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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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权益，无法获得群众的广泛支持。此外，一些干部对于在风险治理中引入民众参与机制还犹豫不决，停留在管控惯性思维，怵于发展民众力量。因而，领导干部需完成从应对风险执行者到应对风险组织者的角色转换，改单元化管理为多元化治理，推动政府、群众与第三方均参与到风险治理中，建立政府主导和社会参与相结合的全民参与机制，在规范化、制度化中共同承担重大决策带来的社会、经济、生态风险，真正形成风险“共治”的多元治理格局。
治理客体停留表象，难及根源。在一些具体实践中，有些干部只关注显性次要风险，试图规避隐性重大风险，寄希望于能够快刀斩乱麻，尽快破，化解风险。然而，风险治理对象选择上的避重就轻、治标不治本，只会放任风险，导致下一次更严重的爆发。这种仅针对风险的表象而忽视其内在稳定结构的治理，难以根治风险。因此，领导干部必须克服畏难情绪，破除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思想，增强本领恐慌意识，加强风险驾驭方面的理论知识和操作层面的业务知识学习。尤其要注意，很多影响社会稳定的事件背后，往往涉及各主体间利益分配问题，在化解时既要注重实现利益均衡分配，又要注重社会整合，在充分了解各主体间利益诉求差异性的前提下，平等协商，以公共利益为导向，寻找利益平衡点，达成共识，增加和谐因素，重塑稳定结构。
治理模式重情理，轻法治。一些电视剧往往会设置这样的剧情：面对突发群体性事件，领导上台作了一番鞭辟入里、感人至深的发言，聚集的人群就散开了，风险就此化解。然而，在现实中，靠领导个人能力或个人魅力来应对风险，本身就存在风险。虽然，以真诚换得真情、主动加强沟通能增进情感融通，继而产生巨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但打“感情牌”“承诺牌”，最终需落脚于根治风险点，这就需要法治的力量来护航。最近发生的吉林长春长生疫苗案件，多名渎职失职领导干部受到严厉问责，多名涉案人员被提请公诉，融法、理、情于一体，有力震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