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所在。书法与中国画的特殊关系，表现在审美上成为西洋画所没有的一项特别的内容，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项重要的遗产。遗憾的是这麽重要的内在关系在我们当代中国化教育的基础培养上，至今没有被真正的重视起来。中国画在二十世纪逐渐西方化的发展过程中，伴随着书法在当代失去公众性的整体走向，也逐渐脱离了书法的基础，而建立起一种与当代审美相适应的造型的基础。其中原因还有：一、画家已经不太注重书法在画里的重要性；二、以西方绘画构图模式的画面中已经不
f容书法的加入；三、不求或少求意境的当代中国画审美也不需要“画之不足，题以补之”。中国画不仅在基础上游离于书法之外，而且在审美上、品评上也脱离了书法的规范，那么，自古就为文人称道和欣赏的画家书法，在当代中国文化中将逐渐消失了，这是当代中国画的悲哀，还是当代中国书法的遗憾，可能两者都需要反思。中国画与书法的疏离的问题，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就已经出现端倪。当时在改造中国画的具体要求中，在要求中国画为社会服务的现实关怀下，新人、新国画的出现，带来了中国画的新面貌，其中的题款比较多的是画题加名款的方式，但是，画面讲究书法的用笔，以及题款讲究书法的水准，仍然没有因为改造而废弃。应该看到，在五十年代改造国画的过程中，笔墨和形式都在改造之列，其中利用旧形式为新内容服务，在当时也成为改造传统中国画的成果之一，这之中重要的就是关于题跋的问题。许多老画家以自己在古典诗词方面的修养和书法的功底，利用题跋的内容“补画之不足”成了当时中国画改造的一个亮点，画家钱松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当代中国画的主流已经不讲究书法的基础、书法的功力、书法的水平，那么，我们来看当代画家的书法，已经很难有上一代画家那样的整体水平。实际上，字写得好的画家已是凤毛麟角了。众所周知，浙派代表人物，不论是黄宾虹、潘天寿，还是陆维钊、诸乐三皆为碑派书法大家。黄宾虹精三代金文，潘天寿擅篆隶，行书则出自黄道周，成为一家之体；陆维钊也为一代碑学大家，创蜾扁体，碑行书则恣肆狂放；诸乐三则受吴昌硕影响，书法风格皆缶庐风貌。他们的绘画所以能够达到造化生机的境界，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书法的锤炼。碑学书法的失落，从根本上造成了当代浙派山水画与写意花鸟画骨气的弱化，不复有黄宾虹、潘天寿浑厚华滋、骨势洞达和金石气的雄强笔墨，而是一味求雅、求逸、求淡、求清，从而走上复古主义的老路。这与黄宾虹、潘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