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权的问题,才是课程政策的本质所在。
3课程政策的体现
课程政策是比较抽象的概念,它在内容的制定方面会因为时代的变化而发生变化。这些变化虽然涉及的面比较广阔,但主要是指在教学计划、教学标准以及教科书方面的内容,当然它们也是课程政策信息呈现的主要载体,而课程政策的实施手段和精神是通过这些载体得以现和传达的。因此,关于课程政策载体的研究是进行权力的重新分配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最直接和显而易见的方式。
三、对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政策的历史回顾
课程的内容是经过人们对于周围事物不断认知而产生的智慧结晶,它的决策过程是一项复杂却具有深远意义的系统工程。课程政策的理论分析在课程政策决策过程中处于基础和根本地位,这种理论研究首先涉及的是课程政策的历史发展。课程政策是一个历史范畴,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会呈现不同的特征以及内容。因而,从课程政策实践的历史发展过程揭示课程的政策变化和各个要素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同样也是研究课程政策的方法之一。而从课程政策的基本的价值取向来说,它与多年来我国一直强调的课程政策的“社会本位”的理念相呼应。
四、我国基础性教育课程政策的特性反思
1以社会取向为主要目的
我国新课程政策的出发点是基础性教育课程改革的政策价值取向。价值取向、价值标准和价值判断渗透基础教育阶段课程政策决策、实施全过程和各个方面。在我国义务教育的实施阶段,课程政策的目的是以“社会本位”的价值取向,从宏观的义务教育课程政策上来看,它的目的是培养符合社会准则的个体,服从社会需要的价值观,然而却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个体生存和发展的需要。
2中央集权式的决策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为了弥补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造成的知识混乱的局面,而由国家重新统一制定了教学大纲、教材以及教学的计划,将教育课程的权力重新归于稳定。但是这种对于课程权力的下放及外放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我国课程权力过于集权化的社会特征。课程权力的下放指的是课程的权力在国家机构内部由上级向下级放权。课程权力的外放指课程的权力由国家统一实施转为社会机构或者社会成员的实施。“外放”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它实施的主体还是属于国家行政机构内部运作流程的权力,同时最为明显的标志是教学教材由“国定制”转为“审定制”。
3由“国定制”变革为严格的“审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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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充分考虑了社会、教师和学生等对课程权力的要求,教材由“国定制”变革为严格的“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