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落实。在这样一个动荡的环境中业务尖子的如何进行业务‘积累’尽管有平反作善后，。业务上仅留昔日黄花，政治环境‘光复’得再好，黄金时刻已逝，天才终难回天！多次政治运动使学校背上一个人员大包袱，或者是政治上小心谨慎，甚至运动一来总是‘左派’而在业务上庸庸碌碌的人物；再就是一大批曾是‘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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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犯过‘错误’的人物，后者只能靠落实政策的‘恩施’在高等学府‘颐养天年’。这两个群体都不可能为‘创建世界一流’再作贡献，而吸走国家资金却不在少。尽管MIT是第一流的，梅是第一流的（据说在国际波动学术界他排名第二）但在波士顿我没有遇见自己心目中的偶像，GITaylor，像或是vNeuma
这样的大师。相反，老梅尽管摄动分析技巧高超，但对当时已经十分普遍的数值模拟分析不愿一顾。他将摄动方法看作是绝对的，不愿承认数值计算的地位，以至上当受骗而不自知。在Parso
s实验室，结识了一位台湾来学环保的研究生吴先琪，以后又在他家结识了他夫人曾华壁以及他们家的小公主。当时我对‘环保’没有一个概念，同在一个实验室却没有共同的语言，只是感到他以及他一家有中国人亲近感。在此以前，来往的只限大陆的‘访问学者’，大家不是忙着‘抢学’，便是忙于‘抢购（三大件），私’下来往甚少。他却不同，每个星期天必然开车来接我，或是外出郊游，或在他家中品尝火锅海鲜，让你感到在这地球的另一端仍有亲人在。回想在大陆数十年的‘革命’，六亲不敢认。记得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来了一个工作队，内中有我的一位亲戚。当在校园路上相遇他要与我打招呼时，我急忙摆手，装作不认得。吴先琪以及他一家的热情让我又回到‘旧中国’。回国后，我一直希望在国内回请，但总没有机会。仅仅一次曾华壁从友谊宾馆来电话，我与马瑜匆匆赶去，在大堂叙旧片刻，因为她的一切安排已定，无法接受我们的邀请了。此后，曾有一次决定去台湾参加学术会议，先琪一家亦已根据会议日程安排我去他老家花莲山游玩。只是不巧，炮声一响，会议取消，我们的台湾见就此泡了汤。回波士顿先告别老梅，再打好铺盖由先琪开车送我到机场。离起飞还有一刻钟，老梅匆匆赶来送我。在学术界，梅的高傲出了名，在待人接物上还是一个老派中国人。飞机在芝加哥一转就到了旧金山，老丁请了一位在购车上‘先走一步’的访问学者已在那里等了。左转右拐搞不清东南西北，反正车过海湾大桥，该是伯克利不会错了。给我安排在离大学两个街区的公房，到伯克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