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事件的独特性使得无法照章办事；四是信息不全，小道消息流行。按照一般分类，危机事件可分为自然灾害如地震、干旱、水灾等和社会危机事件如社会动乱、战争、恐怖活动等。现代社会控制理论认为，按照危机的起源，可分为系统内部危机和系统外部危机；按照危机发生地域，可分为区域危机和国家危机。按照危机性质，可把危机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针对社会制度基本结构的危机，如美国“九一一事件”、阿根廷经济政治危机；一类是针对具体行为规范或价值观的危机，如广西南丹矿难等。虽然二者各有所侧重，但在实际情况中，二者的界限有时并不明显，特别是当自然灾害、具体事件危机处理不当时，很有可能会引发针对整个社会制度的全面危机。“九一一”事件中，美国政府和媒体几乎一致地认为，恐怖活动是对美国文化、对美国人生活方式的挑战，而不愿认为是针对美国政府或外交政策的攻击。ii这样，就更容易把美国公众引导到对恐怖分子的仇恨上来，形成几乎一致的舆论。危机对于一个组织和政府来说，可能是灾难，也可能是转机。因为危机的到来，破坏了组织系统的稳定与常态，迫使其重新进行抉择，挽回损失，树立新形象。媒体的作用，就在于按照新闻传播的自身规律对危机处理过程进行干预和影响，促使危机向好的方向转化。媒体介于政府和公众之间，形成了一种三角互动关系，它既受政府制约，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政府；既引导公众，又需要满足公众需求。媒体一方面代表公众时刻关注、监视危机处理的进展，另一方面，又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传达其声音，树立其形象。南丹事件之所以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不是因为灾难本身的危害程度有多大在各种人为灾害中它不是伤亡最多的一次，它最能引人注意的是，当地政府如何逃避甚至仇恨媒体，媒体如何冲破种种阻挠，代表公众行使知晓权，参与危机处理的进程。天津发生的“扎针恐慌”事件，搞得天津街道冷清、全城不安，其根源也在于媒体的缺席，任凭小道消息满街飞，传闻由于其不确定性和随意性，被无限夸大、扭曲。如果通过媒体及时传达权威的主流消息，就会稳定社会心理，不至造成全市的恐慌。事实上，把媒体排斥在危机管理之外，不善于利用媒体解决危机事件，是徒劳和不明智的。日益成熟的当代媒体，完全能够凭借自身的优势，在危机管理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做到只帮忙、不添乱。面对灾难，包括媒体在内的社会公众，首先想到的是知晓真相，举一反三，吸取教训，只有当最基本的知情权被剥夺时，才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