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环境因素
赵宋王朝结束五代割据，重新建立起中央集权制国家。为进一步巩固统治它以割据混战的事实否定了李唐“儒道并重”的思想，重新认识到“独尊儒术”的重要性，继承并发展了唐代的“儒学革新”，而形成一套体系严密的程朱理学。被称为“道学”或“理学”的这种新儒家思想，为封建制度合理性提供了强有力的说明，也鼓舞士人勇于承担道德责任，并在自然科学和学术研究方面提倡理性思辩。宋诗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成长起来的。
另一个方面，宋与辽、西夏、金等政权长期对峙，外有边患危机，内部接连爆发农民起义、军卒暴动，国家财政岌岌可危，局部的、阶段性社会政治经济危机接踵而来。特定的政治经济环境赋予宋代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积极用世的精神。他们一般不再沉迷于政治幻想，而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优而优，后天下之乐而乐”。对政治的关心也引导文学关怀政治，出现了文学政治化的倾向。一些人运用诗歌宜传政治主张，议论时事。而一旦仕途受挫，又会以诗歌去书写自己深沉的人生体会。总之，兴盛的唐王朝赋予诗歌感性化、热情澎湃、满目锦绣的形象，而危机四伏的赵宋则只能赋予诗歌理性化、自然平淡、意在言外的形象，也显得更为冷静，更为透脱。
（二）文学自身因素
从文学自身的发展来看诗发展至唐代已达顶峰，“唐诗初盛中晚，各擅胜场”。“有唐诗作榜样，是宋人的大幸也是宋人的大不幸。”后人要超越唐人，必须另辟新径，不可以一味模仿前人，“在彼境界之中，业已发展殆尽。率此以往，其道则穷。故宋人别辟一境界。”严羽《沧浪诗话诗辨》评北宋人“终非古人之诗为也”。这一句批评，正点出他们已经能别出唐诗风貌，自成一格。
从宋代文学各种体裁之间的横向联系来看，宋代散文的繁荣促进了宋诗的议论化。以文为诗是在一定程度上像写散文那样去写诗从而使诗具有散文的某些特点，“概括起来，大致上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以古文的章法、句法为诗；另一方面是以古文中常见的议论为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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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过唐诗的鼎盛之后，宋诗在继承时，另辟蹊径，从唐朝的感性过渡到理性，站在另外一个角度去解读社会，解读人生，解读文学。这种转变是宋代文人为了与唐诗有所区别并与之一争高下而作出的努力，无论结果如何，宋代诗人的创新精神应该得到我们后人的肯定。
参考文献：1熊笃古典诗、词、曲艺术审美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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