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发票随时可送至全国各地，犯罪成本与利润之间的巨大空间使得不法分子趋之若鹜。
（二）犯罪模式化、趋向集团化
前两个案例中的高某、侯某成立了多家皮包公司，专门用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虚开的发票流向多个省市；第三个案例则更加典型，“黄金发票案”就是一场精心策划、组织完善的集团犯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案已经进入模式化阶段，各个环节衔接紧密，手段隐蔽。
（三）成员职业化程度较高
从冒用身份证件，办理工商税务登记，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到开票、送票、收取费用等各个环节分工明确，专人负责。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可以对该环节的上下游企业实施注销，断开链条，再选择新地区重批“画皮”实施犯罪行为，加大了固定证据链、深挖主犯的难度。
（四）“三流”一致，伪造虚假凭证
在实施虚开犯罪的同时，开票方和受票方往往通过银行转账虚构流向轨迹为“购方中转私户购方公户销方公户销方私户一购方中转私户”的资金流，并配套伪造与之相应仓储记录、记账凭证等财务资料，从而形成资金流、货物流与发票流“三流”一致的假象。
（五）三方主体、互不干涉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多由三类人员组成，开票方、中介方、受票方。三类主体之间往往并不了解，只是因为利益走到了一起，同时也保持着距离，侦查机关即使控制了其中一方，也难以横向突破，使侦查工作陷入僵局。
以上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的新特点，直接导致了该类案件“有人、有事”却无法确定人、确定事的审查困境。梁某案在提请逮捕时无上游公司的任何证据，梁某拒不供认，该案的证据优势在于A公司是实际运营的公司，有着较完整的生产环节和众多员工，承办人从仓库保管的记录本、公司账本、发票入手，细致对比，审查出梁某公司的实际进货量，并佐以多名证人证言，才确认A、B公司向C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系虚开。而后到案的高某辩解A、B公司实际负责人为侯某，其只是挂名，侯某至今未到案，现有证据不能排除高某的辩解。威海江京公司案则与高某案相同，证据薄弱，只能确定江京公司同发票中的公司无实际交易，却不能认定李某系实际负责人。这也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现阶段证据审查方面最大的难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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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可见，简单的将法人代表列为犯罪嫌疑人，而忽略上游犯罪、漏掉重要环节是不可行的，如何找出模式化犯罪的弱点，打防结合，早日突破困境，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多发的原因
我国的税收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