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不难得出一个显明无疑的结论：历朝历代，强颈都斗不过快刀，骨头都挡不住斧头，批判的武器都敌不过武器的批判，从来如此，未曾有过什么例外，这就足以见出封建专制这台“绞肉机”对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具有何等强大的杀伤力。但任何时代都不可缺少硬气的“傻子”，因为这样的“傻子”才代表着民族的良知，这样的“硬气”才是民族的元气。在相对蒙昧的群落中，ＩＱ值最高的人，不被当成疯子，即被当成异端，作为不合群的另类，他们的命运如出一辙，不死于有形的刀斧，也会死于无形的棍棒。有高于一世之才，却无高于一世之命，这不仅是屈原的悲哀，贾谊的悲哀，也是所有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悲哀。他们惟有甘死如饴，经由“死亡”那面镜子，欣赏生命的另一种存在方式精神所许诺的永恒，才能得到来自天堂的慰抚。文天祥在《正气歌》中朗然相告：“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优秀的知识分子，无论他们是自杀，还是被杀，作为谁也无法剥夺的遗产，那股丰沛的浩然之气都会成为后世精神的“氧泵”和“氧仓”。文天祥的被杀实际上也是自杀，他完全可以不死，他甚至还可以“活”得比以往更“风光”更“体面”。但他只求速死，不肯自玷自污，甚至发出了“鼎镬甘如饴，求之不可得”的喟叹，那宏音巨响，让无知的草木听了也会为之凛然一惊。在“君降臣不降”的文天祥身上，我再次看到了中国古代优秀知识分子精神极端孤洁的那一面。死神将文天祥的物质生命推入了深不可测的黑暗和虚无，但死神并非万能，文天祥的精神生命超逾了死神的管辖地带，它为
f苍凉阴暗的人世间留下了一抹刮擦不去的亮色和暖色。陆秀夫背着南宋最后一位小皇帝赵跳入惊涛骇浪的大海，换了文天祥，他也会这样做，做得同样干净利落。你别说，他们陪着一个什么也不懂的小把戏去死，陪着一身鸡皮的没落王朝去死，不值得；要知道，文天祥和陆秀夫这两位同科进士，他们不仅作为爱国者而死，也作为孤洁的知识分子而死，非此一死不足以明心见志。到了民国十六年（1927年）六月二日，大学者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鱼藻轩附近。他遗书的开头四句无疑是其自沉原因最准确的揭秘，“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他所说的“世变”，即是世道人心的大败坏大沤臭。“义无再辱”这四个字不简单，它涵盖了死者全部的隐痛和决心。几千年来，力求精神孤洁的中国优秀知识分子之所以选择自杀这种极端决绝的方式告别人世，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