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认识型”决定了我们思考的限度和可能性，决定我们去思考什么和不思考什么，只有在它的基础上，知识和理论才会成为可能，所谓的知识其实就是在它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同时，它并不等同于意识形态、观念这类东西，所谓“观念史”、“科学史”，这些都是学科分类的产物，它们把学科知识看作是一个逐渐走向真理的过程，而如果从“认识型”的角度来看，就不存在什么绝对的真理，只不过是不同的认识型发生了转换而已。简单的说，这种“认识型”类似于一种话语实践，它涉及到的是话语建构的规则。在福柯看来，近代以来的思想都是人类学中心主义这种“认识型”的结果，都陷入了人类学中心主义的沉睡之中，需要把它们唤醒。那么，现代这种认识型又是如何形成的呢？三、古典时代的认识型在福柯看来，西方文化的认识型发生了两次比较大的断裂。第一次开创了古典时代（大致在17世纪中叶），而第二次断裂则是从19世纪开始的所谓现代。与之相应，西方文化的认识型就包括文艺复兴时期的认识型、古典时代的认识型和现代的认识型三种。不同的认识型决定了不同的知识对象的建构、思想的方式和方法，等等。在文艺复兴时代，或者说直到16世纪末，相似性就一直在西方文化知识中起到创建者的作用。相似性支配着人们对语言与世界及其关系的理解，“生活的舞台或世界的镜子，这是所有语言的身分，是其宣称并表达自己的发言权的方式”（23页）。通过“适合、仿效、类推和交感”四种相似性，世界成为符号的世界，这个时候流行的是释义学，探寻符号的意义，阐明词与物的相似性。所以，语言是透明的，是上帝赋予人类的恩典。所以语言在不断地被书写的时候，其实就是在重构世界，知识就是要让一切都能说话，它的本义就是阐释。
f然而，堂吉诃德那曲折的历险经历却为西方文化的认识型标出了一条界限，“它们结束了相似性与符号之间古老的作用；并在那里结成了新的关系”（61页）。古典时代的认识型取代了文艺复兴时期的认识型，词与物的新的关系的时代到来了。相似性解除了同符号的约定，词与物之间也变得疏离了，书写也不再是世界的散文了。符号同世界之间不再是相似性关系，相似性关系变成了幻想，在堂吉诃德那里，世界是颠倒的，桑丘是个总督，风车是个魔鬼，羊群变成了军队……其原因就在于堂吉诃德未能走出文艺复兴时期的认识型，只能独自在书写与物之间的漫游闲荡，而在这个时代，“物除了成为自己所是的一切以外，不再成为其他任何东西；词独自漫游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