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柳宗元仿效其诗歌，为陶在文坛上的地位奠定了基础。由此分析可见，陶渊明在当时的政界和文坛可谓“人微名轻”，不为时人所重，史传犯这样的错误也是可以想象的了。其二是作为以隐士身份著称的陶渊明是不为时人所理解的。晋宋时代的人物，虽然个个讲清高，实则大都想要官职，正所谓有“东山之志”。只有陶渊明拿着现成的县令不做，倾心田园，践行了自己的“丘壑之志”，这在当时实在是骇俗的。因此，有一些传闻异辞，或故作臆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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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有所贬损也是在所难免的。这一点在其作品中也有流露，如《饮酒（其六）》所言：“行止千万端，谁知非与是？是非苟相形，雷同共誉毁，三季多此事，达士似不尔。咄咄俗中愚，且当从黄绮。”《祭从弟敬远文》里也讲道：“敛策归来，尔知我意。常愿携手，置彼众议。”说明他弃官归来遭受时人非议甚多，而只有堂弟敬远等极少数人能够理解他！当然，这一曲解也和陶渊明归园时所蓄之“琴”，竟然为“无弦”之残琴不无关系：无弦如何懂音韵奏雅音？陶渊明只是为附庸风雅而装点门面的臆测也不难推想了。那么，史家和诗家为何纠结或关注于陶渊明所蓄之琴之有无这一细节？陶渊明所蓄之琴究竟是有弦还是无弦呢？纵观历代观点，归纳之有二：一是弦坏弊而不复更张。《苏轼文集》中记录了这样一段话：“渊明自云‘和以七弦’，岂得不知音，当是有琴而弦坏弊，不复更张，但抚弄以寄意，如此乃得其真。”二是弦虽设而不屑奏。当代著名陶诗评论家胡不归（本名胡善德）在《读陶渊明集札记》中称：陶渊明于琴实情有所钟，或归隐田园后，交游者多素心之田父野老，无解音者，故不屑顾此乎？现今，由于缺少确凿的文献资料，历史的真相已无法还原。但是至少有一点可以明确，即陶渊明随身常伴有一“素琴”，只是归隐柴桑栗里之后，不能或不屑弹奏，至多在朋酒之会或寂寞忧愁之时，抚弄以寄其意，正如欧阳修在《夜坐弹琴有感》所言：“吾爱陶靖节，有琴常自随。无弦人莫听，此乐有谁知。”这也可能是被史家曲解而讥之为“不解音声”的重要原因了。这是其三。然而，自唐人确立了陶渊明在文坛的地位后，至北宋其地位益尊，和陶拟陶之风渐盛，仅苏轼一人追和陶诗就达109首；元明以后，注陶、评陶现象趋炽，注释、评论之多，几与注杜、评杜相。其中许多和家、评家都涉及“无弦琴”，如李白的“大音自成曲，但奏无弦琴”（《赠临县令皓弟》），杜甫的“瓮余不尽酒，膝有无弦琴。圣贤两寂寞，渺渺独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