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必定是因为有需求，而且是强烈的需求。郭美美被抓时供述，有时嫖客一次的过夜费就达十几万元。古时有“千金一掷只搏美人一笑”的说法，也是出自风尘之地。并且，这不仅是有钱人的游戏，也是普通人欲望的发泄途径：购买服务的，可能是讨不上老婆的民工，可能是长期与妻子分居的外来打工者，也可能是通过正常途径无法排解欲望的男同性恋者。他们可能是社会的底层者，是不被社会承认的存在，但这些都无法剥夺他们原始的需求和欲望。在这个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的社会，一定有谁牺牲了自己来满足那些处于底层、有强烈需要的人群，使社会处于相对稳定状态。只不过是这种“性服务者”的牺牲，可能并没有想象中的伟大罢了。在“卖淫合法化”论战中，支持派的理由其中一点就是，性服务业的存在可以降低性犯罪率。总而言之，性服务业的存在，最主要原因，一是因为需求，二是因为供应。两者各取所需，故总有人前仆后继。而道德和法律，从来都不是预防问题和遏制根源的存在。二、刀尖上的舞蹈：法律将奈性
f服务业如何？然而，无论性服务业如何发达和无法根绝，性服务者在我国依然面临着巨大的行业风险，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法律的制裁：根据我国《刑法》第六章第八节：组织卖淫、强迫他人卖淫、协助组织卖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引诱幼女卖淫、传播性病、嫖宿幼女，都属犯罪行为，情节特别严重，可判死刑。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卖淫、嫖娼都应处以拘留，可并处罚金。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规定：因卖淫、嫖娼被公安机关处理后又卖淫、嫖娼的，实行劳动教养。根据国务院颁发的《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办法》：可对卖淫、嫖娼人员实行收容教育。可以说，在中国，卖淫无论从道德还是从法律角度来说，都是罪恶的。但是，近年来，随着人口压力、性犯罪、性疾病传播等问题的严重化，“卖淫合法化”的呼声愈演愈烈，例如，全国人大代表迟夙生的九呼实现组织卖淫非罪化。而在国外，不乏已将“卖淫合法化”的国家。事实上，自1984年澳洲维多利亚省首开卖淫合法化先河，众多国家纷纷打开了性交易合法化的大门。如以荷兰为代表的北欧国家、加拿大、以色列、新西兰、绝大多数的南美国家等。我国台湾地区，也在2011年正式实现了性交易除罪化，根据新修订的《社会秩序维护法》，“红灯区”内交易双方皆无罪。2009年10月，一家非营利性的公共慈善机构基于各国法律及案例，对世界范围内的100个国家色情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