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设立太学两汉“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
确立“独尊儒术”政策的经过汉朝开国几十年后，实行崇儒的文教政策，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古代封建教育的形成，为后来历代封建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
两汉崇儒的文教政策是有一个形成的过程的。汉自建国以后，在武帝以前的六十多年中，基本上继承秦制，以道家的“清静无为”作为政冶的指导思想，景帝时曾杂用名法的治术。汉高祖不喜欢儒生，见到戴儒冠来的客人，竟至取下客人的儒冠“溲溺其中”。郦食其见到沛公，沛公骂他“竖儒”。文帝“好道家之学，以为繁礼饰貌无益于治”。景帝“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与诗学博士辕固争论，以至互骂，命辕固与野猪决斗，险些被野猪咬死。由此可见，汉初诸帝是不尊崇儒术的。
但是儒家在汉初也不是完全没有地位的，并且经过儒家的积极活动与斗争，其地位是逐渐提高的。高祖时，郦食其帮助他驰说诸侯，立了不小功劳，井且送掉了自己的生命。陆贾又常在高祖面前称说诗书，剖析马上可以得夭下却不能马上治天下的道理，劝高祖“文武并用”，卒使高祖有所感悟。于是高祖命陆贾为之著书，述秦之所以失天下，汉之所以得天下之理及自古以来历代的成败。陆贾著《新语》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书中论证了秦之失败主要由于“用刑太极”，也曾屡次说到兴办学校的事，认为辟雍和庠序是治国的根本。高祖时虽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皇庠序之事”，但高祖在思想上却受了陆贾一定的影响。叔孙通又向高祖说：“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并表示愿为高祖定朝仪，高祖依其议。在长乐宫行朝仪时，满朝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敬”，“无敢喧哗失礼者”。于是高祖便很高兴地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并拜通为大常，诸生都做郎官。惠帝四年（前191年）除挟书律，在法律上为儒家发展除去了障碍。文帝时又有贾谊的《论时政疏》，陈述儒术和注意太子教育的重要性。景帝时又有辕固、董仲舒、胡母生等为博士，有王臧为太子少傅，丁宽为梁孝王将军，他们都是儒生，对于宣扬儒术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到了汉武帝时，经济既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政治上出现了景帝平息七国之乱以后的统一局面。统一问题基本上解决了以后的迫切问题是如何巩固，这就需要建立一个最适用的上层建筑来为当时的政治服务，换句话说，就是用什么精神武器来统治人民。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总结了自战国以来统治者的经验，特别是秦朝和汉初几十年的经验，转而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