夷务始末”，卷七五，第三七页。
f中国人民大众具有一种抵抗外国侵略反对封建统治者卖国投降的思想。这种思想在一八四一年广东人民自发的进行第一次反侵略斗争中，就开始表露出来，他们在所发之“广东义民斥告英夷说帖”中，斥责外国侵略者，用“鸦片害我百姓，骗我银钱”的罪恶，揭露外国侵略者“所用火箭等物，全不中用”以反击侵略者“自谓船炮无敌”的威胁，认定只要“我们万民约齐数百乡村，同时奋勇”，只要“数百万之众，志切同仇”，那么依然可以“不用官兵，不用国帑，自己出力”㈢以打败侵略者。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所进行的斗争，不仅使外国侵略者不敢报复，而且也教育人民群众“深知夷之不足畏”㈣。在说帖中把抵抗侵略的官吏如林则徐称作“林公”、“林大人”，把投降卖国的琦善指做“贪相”。从另外的记载中又看到，为义律解围的广州知府余保纯就被认作是“通洋卖国之尤”，终而由于“粤中清议，尤集矢于太守”而被迫去职㈤。战后，这种思想仍然指导人民群众继续在“社学”领导下进行各种斗争，如一八四二年的烧夷楼事件㈥，一八四六年的逐知府斗争㈦以及一八四九年声势浩大的反进城斗争等㈧。这些斗争都是人民群众奋于侵略者淫虐和无理要求而发生㈨，其锋芒主要是指向外国侵略者，但是当地方官吏“但知庇夷而不知爱民”时㈩，那么反抗斗争的锋芒同时扫及这些卖国投降的地方官吏，这样，便使当时的斗争具有了反侵略反封建的性质，而这是由于当时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所决定。因为有这样一种思想的从中贯串，所以人民群众在斗争中保有了严明的纪律，如在烧夷楼斗争中，虽然满地
f都是洋货，但是“尽为百姓堆掷地上，无丝毫夺归己者”，在逐知府斗争中也是“虽贵玩丝毫不取”㈠。他们在斗争中发挥了很大的威力，由于反进城斗争中所表现的浩大的声势，“遂使诸夷结舌不能语，戒官役黑夷，未黄昏即自闭最后户，市肆暂停交易”，最后还迫使英使文翰不得不送“请自后停止入城之文”⑾而获胜。由于有这种思想指导的这种斗争，中国才没有灭亡。然而，必须指出，从这些斗争中也反映出，当时人民大众的思想水平还没有达到这样的程度，即认清清政府与地方官吏不可分的关系和他们卖国投降的一致性，因而，他们把反侵略斗争的原因之一说成是“受天朝二百年豢养之恩”⑿；而反知府斗争的理由之一也是由于“彼将事夷，不复为大清官宦”⒀。但是，人民大众的反对清政府官吏卖国投降的思想却给后人一种显示，那就是中国近代革命必须同时r